這是一場開創歷史的改革，發軔于八閩大地，功成于全國，帶來了我國農村生產力的又一次大解放；

　　這是一場意義深遠的改革，觸及產權問題核心，惠農利民，增進我國億萬林農實實在在的獲得感；

　　這是一場不停步的改革，從綠色生產到綠色生活，在生態文明建設中不斷把改革推向深入。

　　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影響深遠的集體林權制度改革，肇始于福建省武平縣的一個窮山村，成為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農民的又一大創造。

　　大包干責任制從這里“上山”：“山還是那座山，但卻成了我的山”

　　青山吐翠，林木豐茂。盛夏的福建武平縣萬安鎮捷文村，綠樹掩映，青瓦白墻，一派生機勃勃的景象。在村委會，頭發有些花白的李桂林向記者展示了一份編號為2001年第1號的林權證。“林改后，山還是那座山，但卻成了我的山。”他說。

　　自己的山，自己說了算。在2001年以前，“大包干上山”，是包括李桂林在內全國億萬林農的一個夢。

　　上世紀80年代，由于一些歷史原因，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方式的農村土地改革，沒有從山下延續到山上，山林一直屬于集體所有。林農對集體林不能管、不敢管、不想管，而村集體又管不住、管不好、沒法管。捷文村164戶村民守著2.6萬畝林地，依舊過著窮日子。

　　“拿斧頭的比拿鋤頭的多。”當時任捷文村黨支部書記的李永興回憶說，濫砍濫伐現象揮之不去，有些人砍樹理直氣壯，“那是國家的樹，不砍白不砍，白砍誰不砍”。膽大的白天砍，膽小的晚上砍，有人甚至雇人砍，干部想管管不了。

　　林業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2001年，改革在這個閩西小山村里醞釀。

　　改革一開始，就遇到了分歧。有人希望分山到戶，各家管各家；有人主張由有實力的大戶承包經營；有人主張由政府和村干部分；有人主張由村民自己分；還有人在觀望，準備隨大流……

　　經過反復權衡，從多數村民利益出發，捷文村決定按照“山要平均分，山要群眾自己分”和“耕者有其山”的原則，把所有的集體山林平均分給農戶。

　　2001年12月30日，李桂林幸運地領到了全國第一本新式林權證。捷文村，這個不起眼的小山村，開啟了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大門。隨后，這項改革在武平全縣推廣。

　　事情越搞越大，人們心里開始打鼓。“心是懸著的。”武平縣林業局副局長吳吉富說，山分是分了，林權證發是發了，但沒有上面的紅頭文件，分下來的山會不會被收回？

　　猶如旱田期盼甘霖，基層的群眾實踐，渴望著來自頂層的呼應。2002年6月，時任福建省省長習近平到武平調研，充分肯定武平林改的做法，作出了“集體林權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那樣從山下轉向山上”的指示，為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這項改革在福建全面推開。

　　所有權明晰激發了群眾的積極性，讓山定權、樹定根、人定心，15年間，福建活立木蓄積量凈增1.7億立方米，森林覆蓋率從2002年的62.96％提高到65.95％。

　　“過去造林，一鋤頭一個坑，樹活不活聽天由命。現在不同了，這山，這林子都是自己的，大家把山當田耕，把樹當作兒來養。”李桂林樂呵呵地說，林改以來，全村沒有發生一起盜伐案件，也沒有發生一起森林火災。

　　以“明晰產權、放活經營權、落實處置權、保障收益權”為主要內容，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實現了“山有其主、主有其權、權有其責、責有其利”。2008年，黨中央、國務院決定，啟動全國集體林權制度改革。

　　資源、資產、資本：抓住產權這一市場機制“牛鼻子”

　　包括山水林田湖在內的國土資源，是資源、資產、資本的“三位一體”。森林資源通過明晰產權成為一種資產，如何將其盤活為資金、資本，成為新一輪深化林改的關鍵。

　　“林改之后，老百姓有了林木經營權、使用權，但采伐是唯一的變現途徑。林業生產周期漫長，導致很多林農缺乏資金進行擴大生產和改善生活。”福建省林業廳林改處處長徐文輝說。

　　為了使廣大林農手中的林業資產變成資本，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后不久，福建省隨即展開了以林權抵押貸款為中心的林業投融資體制改革。

　　武平縣城廂鎮的造林大戶李福明為了解決資金問題，曾想盡各種辦法。“沒有抵押物，直接找銀行貸款，不僅利息高，手續還麻煩，其中最麻煩的是，必須找到擔保人。”

　　2013年，武平縣完善林權抵押貸款，由縣財政安排資金作為擔保金，林農可利用林權證直接獲得貸款。當年，李福明拿出林地進行評估，不到一個星期就貸了10萬多元。去年他又貸了30萬元。“林權直接抵押貸款利息低，30萬元的貸款，一年需要9000元的利息，真正讓我們林農受益了。”

　　手里有了錢，造林不再慌。從2002年至今，李福明通過與人合股等方式，不斷擴大造林規模，帶領當地村民種植杉木、竹林等5000多畝。“如今一立方米杉木利潤在500元以上，毛竹年收益也有幾十萬元，山林真正成了林農的綠色銀行。”

　　同樣嘗到甜頭的還有李桂林。林改中，李桂林分到了200多畝林地，靠種毛竹和采竹筍，一年也有一萬多元的收入。不過，他很快有了新的煩惱。樹木生產周期長，一棵苗木從種植到砍伐，得到收益短則十幾年，長則二三十年。林地雖如銀行，卻是“存”易“取”難。

　　很快，李桂林找到了致富新招。他通過林權證抵押貸到了10萬多元，風風火火地發展起林下經濟，通過合理利用林下空間，種植了花卉、藥材，還養殖了1000多只雞鴨。“不用砍樹一年就能增收兩三萬元。”

　　“我們林農剛拿到林權證時，只會計算直接砍樹能掙多少錢，現在學會了從經營林下經濟的角度算長遠賬。”李桂林說。

　　近年來，福建省接連出臺政策，大力發展林藥、林菌等林下種植業，林禽、林蜂等林下養殖業，森林人家、森林景觀利用等森林旅游業，對森林資源進行全方位立體開發。

　　如今，連綿起伏的綠色群山，為林農致富增添了新途徑。武平縣梁野仙蜜養蜂專業合作社負責人鐘晚生，返鄉帶頭創辦合作社，帶動500多戶農民加入養蜂行業。“合作社統一購買養蜂的工具，還上門收購蜂蜜，林農只需要在家里定點養蜂，每年就可以收入2萬到5萬元”。

　　福建還把林下產業發展與精準扶貧相結合。2013年以來，省級財政投入3.3億元林下經濟扶持資金，其中扶持23個省級扶貧開發重點縣占資金總量的一半以上。

　　產權是市場機制的核心。國家林業局調研組報告認為，2002年發端于武平的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在全國實現了五個“率先”：率先推開了觸及產權的集體林權制度、率先探索林權融資、率先成立了林權收儲擔保機構、率先開展重點生態區位商品林贖買等改革試點、率先開展設施花卉種植保險試點，全面實施森林綜合保險。

　　步步深入的林改，正讓“林農得利”最大化。福建各地扶持林農轉型發展油茶、花卉、苗木、竹業和林下經濟，總面積4800余萬畝，林農的涉林收入占其總收入比重超過25％。

　　林改在路上：打造綠水青山的轉型新樣本

　　“價值100多萬元的林子，說不讓砍就不讓砍了，損失誰來買單？”羅范欽是永安市西洋鎮舊街村的一位林農，得益于林改，通過承包林子邁上了致富路。可2010年起，他有100畝林子被劃入重點生態區位，禁止砍伐。

　　隨著生態建設的推進，福建省從2010年起，對一些位于交通主干線、水源地等重要生態區位的商品林實行限伐政策。

　　辛苦種下的樹既不能變現，也沒法拿到銀行抵押貸款。林農的苦惱也是當地政府的苦惱。不砍，林農利益受損。砍了，生態效益受損。有沒有一個兩全之策？

　　2013年底，永安市在福建省率先探索贖買制，由政府出錢把商品林買過來。在永安市林業局局長鄭凌峰看來，這是雙贏之策。當年底，一個非營利性的生態文明建設志愿者協會在永安應時而生，負責執行贖買和保護工作。

　　在經過第三方公司評估后，羅范欽的杉木林按市場價被贖買了。“每畝林子的評估價近萬元，價格很合算。”截至目前，永安已完成贖買重點生態區位商品林3.7萬畝。原本要砍伐的商品林，變身為“綠色不動產”，既保住了綠色森林，又守護了林農的錢袋子。

　　福建2015年率先在部分重點生態區位開展商品林贖買等改革，接著又逐步擴大試點范圍。今年初，福建省發文將這一改革向全省推開，明確“十三五”期間實施重點生態區位商品林贖買面積20萬畝。

　　“簡單的砍伐得不償失。”永安市林業局副局長楊敏告訴記者，造林—砍伐—再造林是傳統的經營模式，砍伐后再造林，達到同樣的生態效益要再等20多年。“贖買后的林子通過科學細致的經營，最終培育成參天大樹。”

　　羅范欽當初被贖買的林地，曾經繁密的杉木林變稀疏了，林下還套種了不少楠木，有的已有幾米高。“這叫撫育性間伐。”西洋鎮林業站站長林福星說，通過兩次間伐，保留長勢較好的杉木，砍掉一些長勢不好的杉木，為補植鄉土闊葉樹留下空間。據測算，20年后，像這樣的林子出材量將高達30至50立方米，補植的闊葉樹將逐漸取代針葉林，實現生態效益最大化。

　　改革中遇到的問題，要用改革的行動去回答。“每一項改革都離不開以人為本，林改也是如此。”福建省林業廳副廳長嚴金靜說，林改的核心就在于讓老百姓享受到實實在在的生態紅利，深化林改的重點就在于有效實現百姓富和生態美的雙贏。

　　“集體林改，就是要建立責權利明晰的林業經營制度，調動廣大林農造林育林的積極性和愛林護林的自覺性。”國家林業局局長張建龍說。

　　借力林改春風，實現“綠色轉型”。作為全國首個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的福建省，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的創新探索，正在向林權改革、流域治理、綠色金融等多個領域縱向延伸，“綠色發展”逐步從理念走向現實。（新華社福州7月9日電 新華社記者 王立彬 董建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