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珠祥、張蓮好夫妻，曾經是聞名全國的最牛釘子戶，當日并肩作戰的兩人如今已經分開，各自隱居在城市的兩頭，小心翼翼地生活。 人們知道他們，是因為“天價釘子戶”這個響亮的名頭。事實上，他們的人生遠比“天價釘子戶”要豐富、跌宕許多：早年男方偷渡香港，流落南美淘金，幾十年后仍舊兩手空空回到深圳；在深圳改革開放的背景下，宅基地上建起小樓收租富裕度日；幾年前在城市化城中村拆遷進程中，成為最牛釘子戶因1700萬巨額拆遷賠償名噪一時；曾經情比金堅的兩人，獲得賠償后勞燕分飛，隱居于世……

　　一次次冒險、一次次抗爭、一次次離別、一次次選擇、一次次等待，一個人的生命中那么多的偶然，其實映照著歷史的必然。他們的故事，是深圳原住民在這幾十年中的時代寫照。

　　偷渡客

　　當時寶安農民一天的收入是7毛錢左右，而香港農民一天的平均收入約70元港幣，懸殊近百倍。蔡珠祥加入“逃港”大軍，偷渡香港，開始了在外16年的漂泊。

　　蔡珠祥、張蓮好已經分開了，1700萬拆遷賠償分成4份。他們倆和兒子、女兒各一份。為了避免沖著巨款而來的恐嚇和危險，兩位老人換掉了之前的電話，散在城市的兩個角落各自居住，與之前的生活徹底斷了聯系。

　　而上世紀60年代，他們曾經是蔡屋圍村最令人羨慕的一對夫妻，郎才女貌。張蓮好是來自廣州的知識青年，到蔡屋圍村大隊插隊，有些文化，梳著一條黑亮的大辮子，面容清秀。蔡珠祥是村里大隊的手扶拖拉機手，喜歡冒險，富有朝氣，能讓拖拉機在土路上開得飛快。“那個時候可以開拖拉機的，好比現在開勞斯萊斯的，厲害得很啊！”蔡許生(化名)是蔡珠祥的發小，在他的記憶中，蔡珠祥是同齡人中的佼佼者，曾經風光無限。

　　1969年，蔡珠祥與年長他3歲的張蓮好成為夫妻，有了一個兒子，全家每月的收入不到30元。1972年，張蓮好又懷孕了，本就拮據的生活可能更加困難，蔡珠祥決定加入“逃港”大軍，偷渡香港，開始了在外16年的漂泊。

　　在內地，蔡珠祥是風光無限的手扶拖拉機手，但是到了香港，他成了一文不名的下層勞工。和很多逃港內地人一樣，蔡珠祥在香港只能從事一些廉價勞動力的工作，洗碗、粘紙盒、做清潔，不過干得最多的還是建筑工，因為掙錢更多，每月300元。對于年輕的他來說，有力氣，身手靈活是最大的優勢。當時內地對香港的宣傳是黑社會橫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然而令蔡珠祥驚訝的是，這里的生活水平比內地高許多，香港居民還用上了洗衣機和電視機。

　　生活在一水之隔深圳的張蓮好的日子也不好過。在以宗族關系為紐帶的農村，她作為一個外姓女人，帶著一雙兒女，跟村里人的關系并不好，還受到排擠。有蔡屋圍村的村民猜測，這也是后來張蓮好下定決心要爭取賠償金、堅決不要物業補償回遷的最主要原因，她不愿意再與村里人住在一起，她要在拆遷中揚眉吐氣。

　　1974年，香港政府實施“抵壘政策”，內地非法入境者抵達市區，只要能夠接觸到香港的親人，就可以登記領取香港身份證。而在該日期之后抵港的非法入境者，則會立刻遣返內地。這一年，蔡珠祥得到了香港居民身份證。然而，他沒有想到香港居民的身份，令他在1992年深圳農村城市化改革中，失去了在村股份有限公司分紅的資格。不過，也正因為這個身份，為他在后來拆遷的博弈中得到了特別的關注。

　　1979年初，在朋友的建議下，這個血液中流淌著冒險基因的年輕人決定展開更遠一次的冒險——偷渡美國。但是，這一次他陰差陽錯地來到了南美國家厄瓜多爾，與家人徹底失去了聯系。在南美的近10年中，蔡珠祥甚至放棄了回國的念頭，與當地人結婚生子。直到有一天，一個廣東華僑告訴他中國已經改革開放，深圳成為經濟特區，已經不是他離家時候的樣子了。

　　1988年，蔡珠祥從南美飛到香港，過境回到深圳。關于他回來的方式，村里人有兩個說法，一是他購買了一張從厄瓜多爾飛往香港的機票，返深；二是張蓮好借了2萬元美金，去厄瓜多爾把闊別多年的老公接了回來。那一年，蔡珠祥38歲，張蓮好41歲，他們分開已經整整16年了。此后，他再沒有見過自己在厄瓜多爾的孩子。

　　包租公

　　1996年，蔡珠祥和張蓮好花了100萬元，將之前的小樓拆除后重新建起了一幢6層小樓收租。蔡珠祥和張蓮好感覺到從未有過的富足和安定，蔡白天去喝茶、四處逛逛，張則每天去荔枝公園散步、偶爾和村里人打打麻將。

　　蔡珠祥在外漂泊，也許他并不能完全理解妻子在家的艱辛。一個外姓外地女人在村里孤立無援，舉目無親，最多的時候她做了包括清潔工在內的五份工，生活仍艱難坎坷。1982年，她用自己打工的積蓄和丈夫寄回來的錢，在80平方米的宅基地上建起了一棟兩層小樓。在幾個受訪的村民記憶中，這個女人的性格也越來越“硬”，有時候甚至執拗，很難說話。她在村里很少和別人搭訕，也很少與人產生矛盾，每天早出晚歸，行色匆匆，異常忙碌，臉總是繃著，前額的頭發倔強地立著。她就像熱鬧的蔡屋圍村中的獨行者。

　　1992年，深圳開始第一次城市化改造，4萬多持農村戶口的“農民”一次性轉為城市戶口，在原村委會基礎上也組建了股份公司，村民參與分紅。但是，由于張蓮好不是“本村人”，蔡珠祥又是港人身份，所以他們二人均不能參與村股份公司的分紅。雖然，農村變成了城市，村民變成了市民，但教育、醫療、養老等均沒有納入城市化管理，村股份公司也沒有擺脫以宗親為紐帶的血緣股、家族股等。

　　由此，深圳的農業已經基本消失，城中村的村民們在祖先留下的地上“種”越來越高、越來越大的房子，他們走上了這條毫不專業的房地產經營之路。一開始，蔡珠祥對無業兒子的前途十分擔心，兒子甚至買瓶啤酒都要問張蓮好要錢。1990年前后，和村里人一樣，蔡珠祥也投入了第一輪的搶建風潮中，將自家房子加蓋到四層，外墻上貼了光潔的瓷磚。村子里住滿了外地奔赴深圳的淘金者，滾滾而來的租金讓蔡珠祥覺得漂泊海外打工有多么不值，他也不再擔心兒子的未來，因為靠房子收租，根本不需要工作。

　　整個城市的開發改造帶動了蔡屋圍價值的提升，原住民成為了最大的獲益者。

　　此后，隨著越來越多涌入的外來租客，村里的房子也不斷“長高”。1996年，蔡珠祥和張蓮好花了100萬元，將之前的小樓拆除后重新建起了一幢6層小樓。村里的樓房多方正，六七層高，除了一道樓梯外，所有的空間都被分隔成一個個單獨的房間，分別出租，每間租金600-1200元不等。在村里人的小樓中多是一房一廳等“小戶型”時，不甘落后的蔡珠祥夫婦則選擇了三房一廳的“大戶型”。也許是因為蔡珠祥認為，“大戶型”更加氣派、風光，也顯示自己在海外多年見過世面，與村里人不同。闊綽的大開間套房確實讓他們在村里風光了一把，但是到了實際出租的時候，每平米的實際收益和出租率卻不如小戶型。因為租住城中村的多是城市低收入人群，他們之需要一間房，一張床，卻不需要落腳點有多寬敞、多舒適。如果全部是一房一廳的小戶型，6層小樓至少可建30套小房出租，每月坐地收租總額至少要比現在的萬余元翻一倍。

　　盡管如此，蔡珠祥和張蓮好仍舊感覺到從未有過的富足和安定，蔡白天去喝茶、四處逛逛，張則每天去荔枝公園散步、偶爾和村里人打打麻將。也許是巧合，他們擁有的深圳市羅湖區蔡屋圍老街坊12號小樓，正是后來建成的京基100大廈的大堂位置所在地。

　　釘子戶

　　蔡屋圍城中村拆遷改造中絕大多數村民都選擇了產權調換方案，蔡珠祥家是個例外。2006年9月15日，推土機推進蔡屋圍村，蔡珠祥一家開始了釘子戶生涯。2007年9月22日，蔡珠祥得到了1700萬的天價補償款，成為中國“最貴的釘子戶”。

　　2003年，經人民銀行總行同意，人民銀行深圳中心支行提出要擴建。擴建涉及蔡屋圍原居民的拆遷和安置，考慮到原居民提出原地安置的要求，市政府研究決定以人民銀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擴建為契機，對老圍片區進行整體改造，打造蔡屋圍金融中心區，同時改善居民的生活環境。項目批準立項后，2004年被列為深圳市以及羅湖區的重大項目。2004年，蔡屋圍集團公司與京基公司簽訂了房地產開發合同，近46萬平方米土地即將拆遷開發，蔡珠祥的房子也在其中。

　　當時提出的補償安置方案是：1、產權調換。按現狀查丈建筑面積“拆一補一”，回遷房的產權形式是市場商品房；2、貨幣補償。按現狀查丈建筑面積，補償價格是6500元/平方米；3、產權調換和貨幣補償相結合。120平方米以內的部分，加上獎勵獎金，貨幣補償價格相當于12000元/平方米，剩余部分可選擇原地回遷；4、原地回遷部分，過渡期內租金補償為25元/月·平方米。

　　彼時，蔡屋圍城中村拆遷改造是深圳市大規模改造城市中心城中村的頭一遭，一開始并不順利。負責拆遷的京基公司的工作人員伍青山記得，許多村民都采取了觀望政策，因為不少人擔心房子一旦拆了，補償是否能夠兌現。甚至還有少數村民以1萬元/平方米的價格將物業轉讓給他人。

　　直到開發商提出一個附屬方案：以1.2萬元/平米收購村民原有物業一層，馬上支付現金約140-160萬元不等，用于村民在拆遷過程中過渡性購房，其余物業則等待幾年后回遷房“拆一補一”進行產權調換。2006年，深圳市平均房價不足1萬元/平方米。這個方案對于拆遷起到了決定性的推動作用，2007年4月，386戶居民中，380戶簽下拆遷補償安置協議，絕大多數村民都選擇了產權調換的方案。

　　2006年9月15日，推土機推進蔡屋圍村，從紅寶路一側開始拆遷，蔡珠祥一家開始了釘子戶生涯。

　　蔡珠祥家的6層小樓究竟值多少錢？他們先是要求1.2萬元/平方米的現金補償，遭到拒絕，開發商的理由是房子是城中村宅基地上的農民房，和周邊的高樓大廈不能橫向比較，因此價格更不能參考后者。此后2006年9月房地產評估機構給了價格是4089元/平方米，理由是宅基地實際不能流通，房子沒有房產證。雙方對房子價值幾何的評價大相徑庭。京基將補償金提高至9000元/平方米，雙方仍未能達成協議。

　　2007年3月，張蓮好以網名“阿香婆”在網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南方第一高樓之征地拆遷令我感到弱勢》的文章，拉開了這一出拆遷的大戲。這場拆遷的拉鋸戰從一開始就成為深港乃至全國媒體的報道熱點，它具備太多吸引人的新聞元素：蔡珠祥的港人身份，《物權法》的頒布，上千萬的天價賠償，已經在迅猛飆升的深圳房價……老人與開發商，孤樓與新地標，這棟老樓的命運成為深圳舊城改造的標志性事件。

　　蔡珠祥將內地和香港媒體記者的聯系方式記錄在一個小本上，有需要的時候他就逐個打電話。為了防止開發商假冒記者搶走房產證，他將房產證存進銀行保險柜，給記者看的只有復印件。

　　在這場拆遷保衛戰中，偌大的工地上只有這幢6層小樓孤獨而倔強地屹立著。蔡珠祥堅定地認為他手中抗爭的砝碼是媒體、膽識和法律，而法律是最重要的。同一時期出臺的《物權法》為舊改拆遷再添變數，它成為蔡珠祥的有力武器。有一陣，有來自全國各地的“釘子戶”紛紛找到蔡珠祥學習取經，他就帶著人家到書店買一本《物權法》。他振振有詞地拿著《物權法》跟媒體說：“根據《物權法》，如果是像建地鐵、政府機構這樣涉及公共利益的項目，個人利益要服從公共利益。但是建金融中心是商業利益，所以我可以和他們自由談判。”

　　夫妻倆可謂“一文一武”。這邊，蔡珠祥拿著《物權法》要談判；那邊，張蓮好則用她的近乎偏執的強悍來表示決不妥協的決心。拆遷不僅留下了小樓，還留下了小樓前蜿蜒通向深南大道的一條小路。每天早上4點，張蓮好都一個人拿著掃把，把頭一天拆遷灑落在小路上的灰土認真掃去，每天一掃就是兩個小時。2006-2007年連續報道此事件的一個記者回憶，每次見到張蓮好，她頭一句一定是：“這地是我家的，房子也是我家的，就是要他們賠！”

　　羅湖法院召集雙方調解了4次，斡旋成了主要協調方式。2007年9月22日，蔡珠祥得到了1700萬的天價補償款，成為中國“最貴的釘子戶”。那一年，他57歲，張蓮好60歲。伍青山對那一天的場景記憶猶新，張蓮好打電話給他要交鑰匙。在小樓前，張蓮好遞過來小樓的鑰匙，盡管她極力保持平靜的表情，但是眼神中流淌出無盡的凄涼。張蓮好說：“青山，我現在啥也沒有了，只剩下錢了，明天就睡在天橋下數錢去。”她離開的背影被午后的陽光拉得越來越長，一步三回頭，似乎想要把身后的小樓嵌入眼睛里。在過去的一年多時間里，他們幾乎天天見面，此后他們將相忘于江湖。

　　對于公眾來說，賠償金總額成為最大的八卦。兩人挨個給記者打電話，告知這個他們認為“揚眉吐氣”的結果。有記者至今仍記得電話中蔡珠祥那勝利者的口吻。也有參與報道的記者認為，夫婦倆一直都把媒體作為爭取更多賠償金的利用工具。

　　隱居者

　　蔡珠祥和張蓮好分開了，1700萬也被分成四份，蔡珠祥、張蓮好和一雙兒女各一份。2007年底，蔡珠祥在布吉買了一套房子和女朋友同住，小區里的居民很少注意到這個精瘦、有些駝背的老人；至于張蓮好，誰也不知道她現在哪里。

　　多數蔡屋圍村民選擇了物業補償回遷，1-2套120多平米的大戶型+10多套40多平米小戶型的“組合”。位于蔡屋圍的京基金融公寓，1755戶住戶中，業主300多戶，租戶1400多戶。而這些業主幾乎都是蔡屋圍村被拆除的108棟樓的原村民。他們住在大戶型的公寓中，大戶型集中在一棟新樓中，位置好、戶型大。羅阿姨家物業補償建筑總面積720平米，2006年拿到了一層的拆遷補償金144萬元，余下面積換取了一套107平米的三房兩廳和13套33-44平米的一房一廳。目前小戶型全部用于出租，每月租金總額約4.5萬元。村里其他人跟她家情況差不多，也有村民一家擁有超過20套房產的。

　　還有一幢新開發的寫字樓產權屬于蔡屋圍村股份公司，如此村民的分紅就更高了。村股份公司組建物業公司對寫字樓進行管理，村里不少年輕人在物業公司里面工作。盡管每個月的工資僅僅夠汽車的油錢，但是他們仍舊很樂意去“上班”。無疑，這些村民已經成功躋身富翁行列，但是幾乎所有村民都對記者的采訪有些避諱。羅阿姨面露難色：“大家都以為我們發財了，其實我不想做富翁，就想安安穩穩過日子。”

　　如果按照產權補償的方式，蔡珠祥家708.3平方米的總建筑面積，按照均價3.5萬元/平方米計算，保守估計目前的市值總額超過2400萬元。

　　但是，如果僅僅是如果。

　　有村民提出，蔡珠祥和張蓮好之所以堅決選擇現金補償的方式，抗爭了整整一年多時間，原因是兩人作為夫妻早已貌合神離，而現金補償給了大家更方便分割財產的方式。也許是巧合，現在的蔡珠祥和張蓮好確實分開了。1700萬被分成四份，蔡珠祥、張蓮好和一雙兒女各一份。

　　蔡珠祥和張蓮好更換了電話號碼，和村里人沒了聯系，因為釘子戶行為拖延了工期，也就推遲了大家回遷的時間，他們成為全村“公敵”。蔡珠祥曾和別人說，張蓮好沒有再買房，而是租住在濱河新村。這是一個建設于上世紀80年代的“老”住宅區，離蔡屋圍很近。但是，記者通過物業管理處和社區工作者均未能查到張蓮好的租賃信息。有一種可能，張蓮好已經更換了住地，在連前夫都不知道的地方；還有一種可能，張蓮好用了別人的名字租下了濱河新村的住宅。她就像瓶子中的空氣，打開瓶蓋就消失了，誰也不知道她現在哪里，她生活得怎么樣？

　　2007年年底，蔡珠祥在布吉買了一套三房兩廳131平方米的房子，購房和裝修總價約200萬元。他清晰地記得那時候的房價是9400多元/平方米。目前，他和女朋友同住，隨著年齡的增長，他的社交圈子也越來越小，在蔡屋圍老村外，他很難找到與自己有著相似背景和共同語言的人。“跟外面的人聊不來”，蔡珠祥的普通話不好，說起來很費力。每天，他6點起床，然后下樓散步，8點買菜回來，順便帶一份報紙，9點吃早餐、看新聞，瞇著已經老花的眼睛逐頁閱讀報紙，午飯后午睡，下午要么看碟要么下樓打會兒麻將。小區里的居民很少注意到這個精瘦、有些駝背的老人，更不知道他就是名噪一時的“天價釘子戶”。平日里他很少出門，“我也沒有啥可以去的地方，呵呵”，蔡珠祥說，難得去香港找到那些熟悉的小餐廳，吃吃久違的味道，是他一段時間里最幸福的時光。由于女朋友暈車，他們幾乎沒有旅游的安排。蔡珠祥至今沒有買車，他說自己不需要，也沒有想去的地方。

　　他不知道兒子和女兒現在的工作是什么，最牽掛的人是年幼的小孫子。他時常還會想起做釘子戶那段轟轟烈烈成為公眾焦點的時候，時常拿出那本記錄著各個媒體記者電話的小本來反復摩挲。對未來，他說沒有什么想法，平安過一天就是一天。“我怎么可能回蔡屋圍呢？我在那里沒有房子了，別人也不歡迎我。”說到這兒，蔡珠祥很是無奈。

　　和蔡珠祥一樣選擇住在“外面”的人幾乎沒有，村里人因為物業補償，回遷還是住在一起，他們普遍對現在的生活比較滿意。回遷入伙時，有村民得知自己家住20多樓驚呼：“每天爬樓怎么吃得消啊？”當搭乘電梯“回家”后，這個村民感嘆道：“坐電梯還是比爬樓梯舒服啊！”拆遷前，有車的村民很少，李先生是村里之前為數不多幾個有車一族，車子在村里只能亂停放，車身被刮、玻璃被砸是經常的事情。現在，幾乎每家都購買了私家車，車庫中幾乎看不到20萬以下的車型，很多家都有兩臺以上的汽車。 老村民蔡叔聽人說，蔡珠祥曾經在去年通過中介想買蔡屋圍的京基金融公寓的房子，搬回來跟原村里人一起住，“但是，怎么可能有人賣房子給他？他當釘子戶是出名了，但是當時是得罪了全村的人。”

　　生活環境變化了，原有的生活方式卻沒有什么改變，初一、十五，村民們會在集中地指定空地燒紙拜祭，老人中心幾十個麻將桌每天都很熱鬧。蔡叔樂呵呵地說：“原來是一家一棟，現在是樓上樓下，還是那些人。”一花一世界，一村一天堂。他們有著價值千金的物業，有著每月數萬元的穩定租金收入，但是他們都感覺自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居民。走出大廈后快節奏的城市節奏，是大部分村民所不能適應的，于是雖然舊改已經將蔡屋圍村從深圳版圖上抹去，但是他們仍舊習慣只和村里人來往，對同族人身份認同而懷念。

　　現在，蔡珠祥仍舊肯定地表示不后悔當初的選擇，“當時有當時的情況，我本來以為自己會客死他鄉，現在能夠在故鄉安度晚年，我已經很慶幸、很安心了。”

　　無論是選擇偷渡的冒險，還是建房時戶型的選擇，又或者是拆遷時選擇的賠償方式，每一次蔡珠祥夫婦都沒有“隨大流”，都沒有安分地等待命運的安排，都顯得那么特立獨行。但是，命運好像給這對勇于冒險的夫婦開了玩笑，每一次選擇他們好像都處于“下風”。

　　是命運嗎？誰也不知道。唯一知道的是，這一切發端于1972年，那個勇敢的年輕人走出家門，偷渡香港的那一刻。那時候，他還是個強健的年輕人，充滿夢想，現在他只是個老人，只想安度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