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相信醫生的話，他的藥方上都是毒藥，他殺死的比你們偷竊的還多！” ——《雅典的泰門》

　　現代人的身體像一張紙幣，粗看起來稀松平常，其實上面刻滿了歷史痕跡。如果用希波克拉底時代的人體對比現代人的身體，相信不用什么法醫知識就可以辨別。手臂的疤痕(種牛痘留下的痕跡)、牙齒的顏色(牙膏和牙醫技術)、腳部皮膚的粗糙程度(皮鞋)乃至身高都是很明顯的證據。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曾經遍尋整個歐洲，希望建立一支平均身高在6英尺(約等于1.83米)以上的軍隊，而這個身高在如今的歐洲幾乎隨處可見——我們很少意識到身體的歷史性，也很少關心和身體有關的技術變遷，似乎有些事情天然如此，就像每個成年人都忘記了他小時候第一次打針時候的樣子。

　　令人沮喪的是，和我們身體有關的技術史不像想象的那么美好，至少醫學如此。在英國約克大學歷史學教授大衛·伍登看來，從希波克拉底到現在這2400年間，醫學在其中近2300年里處于半混沌狀態。他在牛津大學歷史節的一個演講上說：“從古代到19世紀中葉醫學一直很強大，但這種強大卻對人有害。什么都不做可能會更好點兒。順勢療法是最好的療法。”而今天的醫學之所以如此強大，原因在于過去150年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同契訶夫在《第六病室》里寫的那樣：“醫學常常觸動他，喚起他心中的驚喜之情。的確，它的輝煌成就簡直出人意料，發生了多么深刻的革命啊！……連普通的地方自治局醫生部敢做膝關節切除術。至于剖腹術，做100例只有一例死亡。結石病只是小事一樁……梅毒已經可以根治。還有遺傳學說、催眠療法、巴斯德和科赫的發現、以統計學為基礎的衛生學，還有我們俄國的地方自治局醫療系統。精神病學以及它現代的精神病分類法、診斷法、醫療法，同過去相比，簡直像一座雄偉的厄爾布魯士(高加索山的最高峰)。”

　　伍登說醫學曾經是一門充滿幻想的學問。他寫了一本歷史書來描述這個現狀，書名聳人聽聞，叫《壞醫學：從希波克拉底開始的醫生們都在害人》——“治療曾是一個儀式，一場驅魔，一次表演，一種偽裝，醫生不僅安慰病人，還真的相信他能治好他們。”這么寫似乎很像挑釁，但英國醫學界卻對此很贊賞，《不列顛醫學雜志》甚至說，每個醫學院一年級新生都應該看看這本書。如果真的是這樣，那么這些充滿理想的孩子們就會一邊背誦希波克拉底誓言，一邊翻閱這本瀆神的書。“無論到了什么地方，也無論需診治的病人是男是女、是自由民還是奴婢，對他們我一視同仁，為他們謀幸福是我唯一的目的。”如今作為醫生的希波克拉底對醫學“菜鳥”來說只剩下道德意義了，不過這種道德也不是沒有值得推敲的地方。首先，作為偶像的希波克拉底可不是從公元前3世紀一直流傳到今天的。如今留存的最早的書面版希波克拉底誓言是1508年的版本，1804年在法國首次有醫學院按此起誓，但直到1928年，美國還只有不到20%的醫學院有這樣的宣誓儀式，它真正在全世界范圍流行起來還是“二戰”之后的事情。其次，希波克拉底的治療手段大有問題。他(以及后來繼承他學說的古羅馬醫生蓋倫)所產生的壞影響在于，四體液說幾乎統治了此后20多個世紀的西方醫學。醫生們追求身體的平衡狀態，多余的體液成為醫藥的首要目標，結果就是瀉藥和放血療法從公元前3世紀一直沿用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伍登說，喬治·華盛頓可能是名人里對放血療法最熱衷的，在向亞當斯移交了總統權力后兩年，他死于失血過多帶來的并發癥。

　　治療理念大有問題不代表這樣就治不了病。許多病是自愈的，過去的醫生只不過是在假裝舞槍弄棒。17世紀就有人提出這個觀點，但相關的研究成果到1835年才出現。1800年，英國醫生約翰·海加斯寫了第一本關于安慰劑效應的書，書中提到有一個叫珀金斯的美國商人在英國城市巴斯叫賣一種金屬制的醫療儀器，聲稱他的“牽引器”通過“電物理作用力”治愈了各種疾病。而海加特證明了在不知道其評估細節的患者身上，木制的仿制儀器也有同樣的效果。他寫道：“對治療的影響來自想象力。”他認為這就是名醫的治愈率通常更高，以及新藥總是效果更好的原因。用這種思維來逆推，那么在過去2000多年的醫學史里，安慰劑效應和真正的藥效各自又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呢？按照伍登的觀點，安慰劑的作用是決定性的。如果給病人吃下假冒的“止痛片”，病人體內會分泌內啡肽來止痛，這基本類似于鴉片和嗎啡的效果。正是這種對醫學的堅信和人體自身的應激反應使得很多疾病得以治愈，如果拋開安慰劑作用，放血和瀉藥一點用都沒有，伍登甚至說，雖然在過去的幾百年里生理學得到了長足發展，但具體到臨床治療上，19世紀末的紐約醫生和古羅馬的醫生沒什么兩樣。

　　醫學史的黑暗之處在于醫學曾經堅信自己代表高尚和進步，但這種進步來得太晚了。在19世紀，城市里許多婦女死于分娩，原因在于那些接受了“科學教育”卻還不知何為消毒的醫生無意中導致了產婦間的交叉感染。而在接生婆那里生育的農村婦女卻安全得多，因為沒有那么多感染源。伍登說直到巴斯德發現細菌和英國醫生利斯特進行第一次外科消毒，醫學才終于成為“好醫學”，擺正方向開始前進。在利斯特之前，醫院與其說是在治療，不如說是提供了交叉感染的場所。僅因“醫院壞疽”引起的截肢手術，在英國多數醫院中死亡率就達到40%。伍登將自愈和安慰劑效應設定為中間值，有礙于它的是“壞”，而有利于它的則是“好”，令人遺憾的是，過去的醫學大多在“壞”的區間里，放血、催吐、瀉藥只是最輕微的，醫生們熱衷于拿人體來做試驗，如果通磁、導電還不算什么，那么給病人灌水銀就是典型的盲目治療了。1818年，一個叫亞歷山大·馬克林的蘇格蘭醫生在印度推行他的水銀療法，據說能治所有的病。有正義感的同行指責他治愈率太低，他則反駁說這是因為他只醫治病得最重的人。馬克林堅信自己的方法是正確的，還打算弄些印度人來試試，看放血療法和水銀療法哪個治愈率高，最后不了了之。福柯在《瘋癲與文明》里還提到，醫院讓病人吃肥皂、奎寧和醋來治療瘋癲。這種治療的背后是國家權力，行醫執照也就意味著統治階級對于這種知識的認可，換句話說，在治療之前療效就已經注定是好的了，因為國家已經蓋了章了。

　　福柯在《臨床醫學的誕生》里強調了病理解剖學的意義，正是它使得醫學在糾纏不清的癥狀分類中走出了一條清晰的道路。以病理學為基礎，醫學上的分類才成為可能，人們才可能觀察某種療法對于具體疾病的效果。到了19世紀末，來自各方的證據都表明放血療法是錯誤的，同時細菌理論的興起使得醫學擺脫了感染這個最大的敵人，并且認識到傳染病是可以控制和預防的，炭疽、狂犬和傷寒疫苗拯救了無數人的生命。青霉素的發現是這個方向上的另一個重要里程碑，在此之后一系列抗生素被研制出來。消毒和青霉素的重要意義在于把醫學發展的方向從四體液說矯正過來，建立了新的范疇和框架，醫生和病人接受的教育不再是相信希波克拉底，而是相信細菌和微生物。從前，哈維發現了血液循環，但療法上的改進不過是直接從靜脈放血，伍登說，這種情況以后再也不會發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