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港生子：新富人群的生育賬本

　　2月10日，盡管29歲的內地中介徐莉一再聲明，說自己是以前的月嫂，這兩年只陪同孕婦過關，一次收幾百至千元，最終還是因為違反入境條例和虛假陳述，由香港沙田裁判院判處10個月的刑期。離“蝗蟲歌”發生只幾個星期，香港政府拿出了解決“雙非產子”事態的態度，香港媒體把深圳中介受刑作為“雙非產子”的分水嶺，以前一直在試圖緊縮的各項針對內地赴港產子的政策，現在有了判例依據。

　　為什么去香港

　　對于早已預感進入老齡化社會的低稅收的香港，政府從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鼓勵每個香港家庭生育3個子女。學者涂肇慶的統計結論是，香港是世界上生育率水平最低的超低生育率地區之一，政府應該著手更有效地實施“有償養育計劃”。這樣的生育現狀導致的生育政策，正好迎合了內地新富人群的新的生育需要。

　　內地赴港產子的父母大體上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地域優勢深圳、珠海等地的普通收入家庭，另一種則是北京、上海、浙江等內地一線城市的中產甚至新富家庭。這兩者之間的數字比例雖然沒有詳細統計，但前者發展到現在，每日過關念書的學童數字，這些大多是家住近港地區的孩子，約占全部內地港籍兒童的 1/10。兩者所呈現出的態勢也完全不一樣。前者更傾向于讓孩子從小就近接受便利的教育等資源，后者則幾乎對香港資源沒有興趣，純粹是為了利用政策優勢，購買一項服務。“香港雖然就業率很高，收入卻和內地差不多，1.2萬港幣的大學畢業起薪，對于我和我的孩子沒有意義。”陳成說。

　　計劃生育政策實施30多年以來，“60后”至“70后”這一生育人口主體以及有一部分人獲得了比較好的物質條件，對于這樣的家庭，從家庭結構到經濟考慮到生育目標，都已經做出了調整。他們的生育時間恰好符合了香港的人口低潮，更重要的是各項法律都給這一傾向提供了便利。“我們過去去香港買一個包幾萬元，現在呢，香港的日常生活用品比深圳便宜，有去買奶粉買醬油的。”陳成作為深圳人可以多次往返香港，他表示，“我的時間都用在生意上了。沒時間去搶占他們的資源。”

　　1997年的《基本法》制定初衷，本來是給那些在“97”之前移民國外的港人，開一個回歸香港的通道。《基本法》第三章第二十四條，將“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其中一條定義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但這個條款真正應用到具體的個人身上，要追溯到2001 年“莊豐源案”的訴訟。莊豐源的祖父是香港本地居民，父母則是汕尾人，1997年9月夫妻倆來香港生下孩子后回到汕尾，莊祖孫二人共同居住。法院和政府各執己見，法院認為按照《基本法》對香港居民的定義莊應有永久居留權，而政府認為，其中有各種違反《入境條例》的事項，最終，香港終審法院判莊豐源有居港權。

　　在這場大戰中，香港各方政治力量都加入進來，而本來對《基本法》擁有釋法權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卻只是在終審判決已出之后，發了一份“表示關注”的簡短聲明，并沒有任何決定性的表態。莊豐源案后，實施判例法的香港有了為生產于香港本地的兒童的判例依據，而更重要的是“自由行”的開放，給鄰近的深圳、珠海等經濟發達地區開設了方便之門。成本降低導致第一批產婦潮誕生。

　　幾經演變的香港政策

　　2004年內地房地產等各行業的增速開始提高，去香港產子的費用相對也有所提高。2005年香港醫院管理局推出了“非符合資格人士香港生孩子費用”，有針對性地將赴港產子費用調至2萬港元套餐，規定入院須繳付按金，私立醫院的收費也加了價。這樣的價格調控不僅沒有阻擋內地產婦的腳步，反而被內地父母視作香港各方對于“非資格人士”從默認走向了公開允許。赴港產子人數有了比較細化的統計，2008年有2.5萬名孕婦赴港產子，2011年的數字達到 4.4萬名左右，而香港每年預估的新生兒數量在3萬～5萬，2011年赴港孕婦和本港孕婦人數基本持平。

　　香港政府為了控制孕婦數量做出過一些政策調整。2007年，出臺了非香港孕婦赴港在公立醫院生子的中央預約制度等一系列新政，非香港孕婦須持香港注冊醫生介紹信到公立醫院預約并交費才能取得“預約紙”，以便日后入境。“非符合資格人士產科套餐服務收費”增至3.9萬港元(經預約入院)和4.8萬港元(未經預約入院)。這樣的價格調控依然被內地解讀為“合法化”依據，而與此同時，內地的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價格杠桿顯然失去了力量。

　　2009年10月8日，香港醫管局發出“限制令”宣布，因港婦生育高峰為年底，10月9日至12月底，香港公立醫院取消內地孕婦分娩床位預約服務。這樣的做法反而給私立醫院創造了更多機會，香港的產科醫生專業診所很多，私立醫院不受名額的限制，香港產婦因為費用也比較少去，這樣內地產婦去香港產子的費用增加到10萬元甚至20萬元，利益讓很多私立醫院和內地中介有了協議，使港產兒變成一條行業鏈，內地也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中介機構。不過兩個月時間，第一輪“限制令”就解封了，2010年元旦，香港醫管局表示歡迎內地媽媽來香港生孩子。

　　然而這個行業蘊含的利潤和商機，使赴港產子出現了更復雜的情況。2009年以后，“沖關”變成一個頻頻出現的詞，內地孕婦已經接近臨盆，過關到香港后，利用香港政府人道主義的一系列做法，讓新生兒落地香港。被判刑入獄的中介就是帶領這樣一個產婦，入關時香港入境處叫香港的急救車來送產婦去香港醫院。今年1月在港沖關人數179宗，去年同期1月沖關孕婦有86宗。2011年4月，香港醫管局第二次發“限制令”，即日起到年底暫停公立醫院接受內地孕婦分娩床位預約。經過這一次限制，內地中介和香港私立醫院的合作更加緊密的一條龍服務，價格也提升到10萬元以上。

　　留給2012年的非港孕婦產子的名額是3.44萬個，比2011年減少7%。這雖然是一個硬性數字，回到每個有生育需求的父母這里，不過就是要付出更高的價格，以及規劃好生育時間，盡量避免在香港生育高峰的年底過去。很多“長三角”地帶，中介甚至開到了富裕并享有更多自由的二線城市。

　　一個私企家庭模式的改變

　　作為低稅收地區，香港的福利、養老措施，和北美、澳大利亞等地是無法比擬的，可是大量的富裕起來的“60后”至“70后”，卻愿意將香港作為改變家庭結構，和實現將來移民的跳板。即使現在算一筆賬，去香港生子內地中介的大部分收費在10萬元左右，也還是會成為很多家庭的門檻。“我生老大花了6萬元，當時已經可以進香港比較好的私立醫院。”陳成的丈夫是深圳一家私企老板，她告訴記者，“我是2003年去香港生的第一胎。那時候我先生考慮的問題很實際，家里有一個人是港籍，以后公司則可以變更法人，或者加入港資的部分，即使現在沒有必要，等孩子將來繼承產業時也可以相對容易。”6萬元在精明的廣東生意人家庭非常劃算，“港資和中資的企業在交稅等各方面的差異足以忽略掉這6萬元”。

　　陳成夫婦對于家庭成員組合模式的想法，大多是從自身所處的經濟體的角度出發。“沒有開放自由行的時候，我的表姐夫先以資產自己得到了港籍，才讓表姐去香港生了孩子。這筆支出當時不下350萬元，此后幾年，投資移民的底線不斷升高，而選擇卻流向了美國和澳大利亞，可見香港對于我們并沒有移民吸引力。但是獲得港籍，以后出國確實方便，所以一開放自由行我馬上就意識到這是一個機會。”在開放自由行之前，美國更經常成為這些私企老板的生育戶籍選擇地，陳成說，“但那時內地的經濟勢頭和這幾年根本沒法比，越是近四五年，我們這種感覺越強烈。生意還是要在國內做，現在的美籍倒未必方便，戶籍放在香港主要是為以后做一個跳板，回來或者出去兩不誤。”

　　孩子尚未成人還不具備這個優勢，但去香港接受小學乃至中學教育，對于陳成同樣沒有可能。她不希望孩子從小離開父母，雖然現在已經進入了學齡，她還是把孩子放在深圳一所國際學校。“我們不是要讓孩子享受免費教育，而是要讓他在父母身邊，學到更多東西，免費并不重要。”香港雖然有免費的學校，但是吸引力大多是針對中等收入家庭，有專門的保姆車公司每日接送。10年前每日從深圳過關赴港讀書的小學生還只有幾百人，到了2009年已經達到每日9000 人，翌年已經過萬，占開放自由行后總體港籍內地兒童的約1/10。

　　這樣的情況讓陳成更對香港的免費教育不感興趣。香港一些公立小學的班級不得不擴大到30人。“深圳的國際小學有保證10人或15人的承諾，香港的學童壓力之大并不亞于內地，尤其是普通家庭的孩子，也是一個應試教育體制。”陳成和丈夫都是70年代末出生在廣東，自己都有兄弟姐妹，還沒有到計劃生育的年代。“我們小時候的記憶就是和哥哥姐姐一起打架，搶衣服搶零食，被人欺負了不告訴父母，要告訴哥哥姐姐。”都是眼看著90年代以后，家里的經濟一步步好起來，“因為家里人都在做生意，就自己開了公司”。

　　這批新富起來的年輕人有事業追求，不愿意年紀輕輕就移民到北美去。“移民肯定是45歲以后的事，最理想是看到孩子接手企業。”但是父母也有兩手準備，在大兒子準備上小學時，陳成去香港生了第二胎。“私企老板想多要幾個孩子，都是從相對實際的角度想問題，我們一方面覺得孩子互相照顧可以培養責任心，另外哪個來幫他爸爸做事都可以，無論我們還是孩子，總有的選。”

　　社會地位與香港服務購買

　　“從2006年以后到現在，你算算內地大部分好單位，工資水平上漲了多少？”郭麗敏說，“到2008年稍微停了一下，此后又是瘋漲，我身邊大部分人的工資翻了三番以上。”她和丈夫各自供職于北京大型國企，她說，“我完全是為了生二胎。這是內地近幾年經濟飛速發展的一個副產品，就是內地的高管收入基本和香港的高管持平了。”夫妻倆是“60后”學經濟的博士。“我們倆都是公職人員，我生了大女兒之后，一直都在研究內地的人口政策，在想會不會放開條款。”郭麗敏等待了5年，其間她多次出國，研究計生委的所有文件法規。

　　“我相信人口政策有松動的一天，畢竟50年代英雄母親時代積累下的人口問題，總會得到緩解和稀釋。”她說她看馬寅初的論述，“馬老當初也是說城市要以每個家庭兩個孩子作為基數，兩個以上不提倡。”但是這讓眼看要渡過生育年齡的她無法等待。“我沒法等政策改了，我也不準備去美國，我和先生都在美國和加拿大待過，國內是我們的事業和生活的雙重選擇。老人、朋友都在這里，到美國去和華人圈子待在一起，對于事業勢頭正好的我們這個年齡，沒有意義。”

　　在內地能想的辦法她也不是沒想過。“也有一些偏門的方式，比如生二胎要給第一個孩子辦一個類似殘疾的證明，我沒辦法接受。”她說，“我只是想孩子生出來不是個沒戶口的小黑孩兒，也有人建議那就等著人口普查，人口普查的時候上戶口是硬性的，我們可以少交點罰款，平時就得多交點。”可是郭麗敏還是顧及自己和丈夫的身份，自言“我們在北京生活得非常好了，有一定社會地位，我覺得生活還是需要一點尊嚴的”。

　　他們于是選擇在香港生二胎，在香港生第二胎，并不意味著可以逃避內地計劃生育政策的處罰。“唯一不受約束的應該是私企老板，社會對他們沒有地位身份的限制，在內地交罰款生二胎的也是這個群體。”去香港生二胎僅僅能夠減輕一些處罰，比如郭麗敏的丈夫可以保持原職。郭麗敏說：“要是在內地生是鐵定我們倆被雙雙開除公職，錢是次要的，但我先生的事業非常重要。”于是，她做了自我犧牲，從主流部門高管崗位主動離職，收入降低至原來的1/5，避免牽連丈夫，這樣的成本付出，所在企業對她已經是非常照顧了。

　　教育經濟賬

　　規避計劃生育政策并不意味著可以規避內地的人口競爭。這在大部分只是選擇把孩子生在香港，卻要回內地付出高昂成本的家庭，是一個必須面對的事實。“兩個女兒在北京上同一所公立幼兒園，大女兒每月費用1000多元，二女兒4000多元，我的朋友上最便宜的國際幼兒園6000多元。”郭麗敏說， “上小學的擇校費更高。”她算下來，二女兒如果在北京上到大學，全部費用至少在200萬元。但是她和陳成的想法不同。“我不希望孩子上國際學校。”她說，很多她的朋友的港籍或美籍子女選擇國際學校，都覺得有問題。“除了英語好，整天就是玩，我們的學校里教書雖然死板，但卻是教很多中國傳統文化里的東西。我們是一個中國家庭，孩子的英文以后出國讀幾年也不會差，放在國際學校，一出社會就會發現自己是脫節的，以后很快就想送到國外去讀了。我有朋友的孩子從小自己在國外讀書，20多歲再回北京工作，我沒法接受那種觀念。”

　　郭麗敏給港籍的二女兒的教育思路和大女兒一樣：“盡量避開北京中關村幾小、人大附小這樣競爭慘烈的學校。”上普通學校，做普通的學生，在國內讀完大學再出國比較理想，待兩年就回北京。作為“60后”的步入中產的父母，郭麗敏說：“我們這一代最大的變化，就是不再望子成龍。也完全不會指望孩子來養老。”父母更多是純粹的付出，“物質上提供給兩個人，我的心態就比較放松，希望她們倆互相幫助，而不是依賴父母”。

　　在港讀幼兒園、小學的深圳家庭的孩子，這筆賬似乎容易算的多。大部分孩子不可能在香港租房子由父母一方陪讀，而是選擇每日接送過關，這樣算來，香港學校的師資性價比確實很高，只要繳納雜費就可以。對于這筆降低了的成本，另外的代價是內地的高考和公務員考試都必須放棄。“現在還都是小學，連上中學的沒有，以后青春期等社會壓力漸漸增大后，有很多問題就沒法用錢來解決了。”郭麗敏說，“把孩子放到那邊去沒有根基，其實不是我的理想。”

　　陳成和丈夫的憂慮在于另外一層。“據我的觀察，香港這幾年的經濟發展態勢已經遠不如內地，雖然如此，香港已經積累起來的經濟優勢，還是讓我放心。但我們不會全家移民到香港，現在更好的環境是北美地區，我們還沒有考慮養老問題，但是香港的社會形態肯定不會比北美更舒服。美國的房子便宜，家人朋友同學的圈子也有，我們對于多生幾個孩子的要求遠遠大于他是什么國籍，如果香港的相關政策收緊，我也會去美國生。”

　　“家族企業是必須有人分擔共享的，我們從上一輩人那里就得到了經驗，也許我們還要生第三個寶寶，這是一種經濟需要。我的朋友在深圳的都去香港生好幾個，為的就是將來的發展。養育孩子對我們來說已經不是最終目標，問題在于他們要形成一個經濟的聯盟，就好像我自己的家族一樣。”陳成說，她在浙江的朋友，因為超生罰款數十萬元，“但是他依然覺得很值得，總比包‘二奶’產生的不穩定因素少得多，我能理解他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