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醫學界一直默認，H7N9是禽類病毒，不會感染人群。然而， 近期在上海、安徽、浙江等地已發現H7N9禽流感病毒感染病例。這是全球首次發現H7N9感染人類的病例。公眾多年前對禽流感的恐慌再次回潮。

　　一個以納米計的病毒一夜之間成為焦點。

　　過去，醫學界一直默認，H7N9是禽類病毒，不會感染人群。然而， 近期在上海、安徽、浙江等地已發現H7N9禽流感病毒感染病例。這是全球首次發現H7N9感染人類的病例。公眾多年前對禽流感的恐慌再次回潮。

　　截至4月3日，官方共通報了9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其中，杭州市確診兩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其中1名患者已經死亡，1人正在搶救。江蘇省確診4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患者分別來自南京市江寧區、宿遷市沐陽縣、蘇州市吳江區及無錫市濱湖區。四人發病初時均有發熱、咳嗽等癥狀。此前，上海和安徽發現3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其中上海兩名患者搶救無效死亡。

　　4月2日，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黨委書記盧洪洲在接受時代周報采訪時表示：“目前是流行早期，病例散發，數量較少，而且，政府已經給予預警，像SARS那樣大規模暴發的可能性不大。”盧此前參與了上海市多例患者的搶救。

　　4月2日當天，上海市啟動流感流行應急預案Ⅲ級響應。復旦大學附屬第五人民醫院(簡稱“市五醫院”)人來人往，有人警覺地戴上了口罩，有人甚至還用上了防護手套，時代周報記者偶遇一位長期來此取藥的慢性鼻炎患者，他多買了幾個月的藥品，計劃近期都不再來醫院。

　　目前，H7N9病毒的來源以及傳染性、致病性等特征尚不明確，亦沒有應對疫苗。而面對未知的風險，政府或許還將面臨更嚴峻的考驗。

　　疫情通報不及時

　　2月19日，家住閔行區的李家三口先后被送到市五醫院。年邁的父親85歲，一雙兒子分別為55歲和69歲。三人業已退休，發病前不曾出門遠行，也未曾接觸禽類。

　　剛入院時，三人的癥狀相似，均與感冒類同—發熱并伴有咳嗽，同時，李父有過慢性病史，小兒子則長期抽煙，一度患有嚴重的肺部疾病。

　　而一周后，情況急轉直下，李父與小兒子的病情惡化，被確診為重癥肺炎。臨床上，重癥肺炎通常指病變范圍大、或有嚴重并發癥的病人，誘因甚多。但李氏父子的病因不明。

　　此前的3月7日，市五醫院曾公開澄清：“2月26日凌晨，該院啟動預案，報閔行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進行采樣及流行病調查。經專家會診，3名患者均為肺炎，而經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檢驗，排除SARS、禽流感、新型冠狀病毒等高致病性‘非典型性肺炎’。”

　　2月27日，27歲的吳氏也因出現發燒、咳嗽等癥狀被市五醫院收治。今年1月，他從江蘇來到上海，在閔行區一家菜市場幫忙售賣豬肉。

　　市五醫院在上述公告中通報，2月28日，55歲的李氏因“重癥肺炎、呼吸衰竭”醫治無效死亡；4天后，李父因高齡出現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而吳氏則在3月10日去世。

　　得知市五醫院收治了不明原因的肺炎病患后，盧洪洲自2月26日起參與了會診、搶救。他告訴時代周報，第一天，取得病人的病毒樣本后，他回到單位，馬上開始了檢測工作。

　　而根據衛計委3月31日的通告，3月22日，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發現，上述死者可能感染了H7流感，并將樣本送至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檢查。

　　3月29日，送檢樣本中分離出3株H7N9禽流感病毒。次日，衛計委組織專家核實后判定，李父、吳氏兩人均為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此外，安徽滁州一位韓姓的家庭婦女也感染了同一種病毒。

　　而上海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袁正安4月2日表示：“暫未在李家一雙兒子的身上發現H7N9病毒，而且，69歲的大兒子目前已經病愈。”

　　上述疫情通報徹底推翻了市五醫院此前的結論，一經發布，迅速招致輿論熱議。而質疑集中于兩點：“一、市五醫院此前為何急于辟謠，否認死者感染禽流感？二、李、吳兩人3月上旬即已去世，為何疫情直至3月的最后一天才被公布？”

　　4月2日，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姜慶五與時代周報分享了自己的看法，“市五醫院依照了常規的流感進行了診治”。

　　“甲型流感共有135種亞型，其中有很多我們一直默認純粹只是動物的病毒，包括H7N9。作為臨床機構而非專業檢測部門，醫院幾乎不會關注那些從未對人體健康造成影響的動物病毒。而且很長一段時間來，國內外科學家對于高致病性的人感染禽流感病毒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H5上。所以，在確認死者沒有感染H5病毒之后，市五醫院也就以為排除了禽流感的可能性。” 姜慶五說。

　　而盧洪洲拿到病毒樣本后，首先進行了甲型流感通用引物檢測，結果顯示陽性，而已有的幾種甲流亞型檢測都顯示陰性，“這說明病毒是一種甲流，但不是已知的甲流。”為了認識這一未知病毒，盧洪洲與他的團隊采用了基因測序的方法，對病毒的每個基因、每個核苷酸進行測量、比對。

　　姜慶五告訴時代周報，“市五醫院收治病例后，在SARS、季節性流感等已知病毒的檢測上做了很多工作，花費了不少時間。而基因測序又是一個嚴謹、耗時的過程。此外，得到初步結果后，檢測人員需要反復驗證，排除誤判的可能性，最后還要報上級業務部門核實。”

　　“我和大家有同感，疫情通報似乎不夠及時，目前應當總結經驗，反思在哪些地方走了彎路。但在當時的情況下，用一個月認識一種全新、陌生的病原體，這個時間是需要的，公眾不應給科學家更多壓力。2009年的新型流感，美國科學家也用了2個多月時間確定了病原。”姜慶五說。

　　來源待確定

　　科研需要時間，但疫情的“壓力”已在悄悄逼近。

　　目前，全國的H7N9病例已上升至9例，而輿論也開始出現一些微妙的變化，畢竟，對于絕大多數人而言，H7N9是一個陌生的名稱，因為未知而變得有些可怕。

　　據時代周報了解，流感是一種由流感病毒引發的急性呼吸道傳染病，分為甲、乙、丙三型。甲型流感的病毒結構表面擁有兩個表面糖蛋白——H和N，即血凝素與神經氨酸酶。這對糖蛋白非常活潑，經常變異，進而導致病毒對人體的致病性及在人群中的傳播能力發生改變。H和N后面的數字代表糖蛋白被發現的順序，比如，H1N1是最早被科學家認識的甲流病毒。

　　至于H7N9，這一毒株早已存在。目前，全球基因庫中登陸了20株H7N9病毒，但這些全部都是從動物身上分離而得。

　　資料顯示，最近一次是在2011年6月29日，美國明尼蘇達州Wright縣曾在一個火雞養殖場中發現H7N9低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此后，中國香港、古巴、危地馬拉等地都宣布禁止從明尼蘇達州進口家禽及相關產品。

　　而今，中國在人體中發現了H7N9病毒。4月2日，上海市疾控中心負責人吳凡表示，新發現的流感病毒究竟是人感染了禽流感病毒，還是禽流感病毒經過突變后成為了人流感病毒，目前尚不清楚。

　　“現在已知，致病病毒為H7N9，H7型病毒常見于禽類，包括雞、鴨、飛鳥等，但目前，中國尚未在禽類中大范圍檢測出H7N9病毒，所以，我們不清楚病毒的來源，也無法解釋人類為何會感染動物的病毒。”安徽省疾控中心一位學者對時代周報如是解釋。

　　從國際經驗來看，過去，極個別地區曾出現過人類感染甲型H7流感的案例，而病毒的傳播性和致病性都比較弱。資料顯示，2003年2月起，荷蘭多個養雞場暴發H7N7禽流感疫情，同時，雞場工人和他們的家人也被感染，83人發病，1人死亡。2004年2月至4月中旬，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36個商業養雞場的雞群也先后被檢出H7N3禽流感病毒，而所有工人中只有2人受染。

　　不過，H7N9的毒性或許更強。4月2日，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表示，“內地確診患者的病毒基因圖譜顯示，H7N9仍是禽鳥病毒、無人類或豬的基因，但病毒死亡率高，暫時未有人傳人的證據，需密切留意會否變種。”

　　截至4月2日，上海、安徽、江蘇的通報都表明，H7N9確診者的所有密切接觸者均未有發病跡象。這也成為有關部門否認人際傳播的重要依據。

　　不過，在傳染性的問題上，姜慶五進一步指出，“若將上海、安徽、江蘇三地的案例看作完全獨立的事件，這很牽強。但其中是否存在人際傳播的關系，我們需要繼續監測，進行充分、嚴謹的流行病學調查。”

　　至于病毒的致病性，上述安徽省疾控中心人士表示，“此前，業內曾推測，H7N9的毒性或與H5N1相當，但滬、蘇、皖三地一下子出現多個危重甚至死亡病例，據此推測，H7N9的危害性可能更大。”

　　“但也存在一種可能性，目前被確診的H7N9病例只是冰山一角，而更多的感染者因病情較輕，癥狀類似于普通感冒而未被發現。”盧洪洲說。

　　而曾師從美國病毒學會泰斗彼得"帕雷斯(Peter Palese)的衛生部武漢生物制品研究所基因工程室研究員嚴家新認為，“甲型病毒的致病性和傳染性主要和H(血凝素)有關，而過去，H7亞型不曾發生大流行，所以，H7N9的致病能力及出現大流行的概率或將較低。”

　　據時代周報了解，直至目前，學者只能根據研究經驗分析、推測H7N9的傳染性和致病性，而這一病毒的實際威力未知，有待進一步的觀察和調查。

　　“豬是一種傳播途徑”

　　未知病毒的出現似乎預示著一場突如其來的天災，不過，有意思的是，不少人似乎更愿意相信，這是人禍。

　　此前的3月上旬，黃浦江上游被發現漂浮著大量死豬。截至3月19日，官方統計，上海市累計打撈死豬10164頭。

　　半個月來，農業部及上海市相關部門先后表示，黃浦江的水質未受影響，而且，打撈的死豬已全部進行無害化處理，沒有出現動物疫情。但對于豬的死因，官方沒有調查結論。美國一檔著名的脫口秀節目甚至調侃稱，“肯定是有人在玩一場全世界最大的‘憤怒的小鳥’的游戲。”

　　3月31日，衛計委通報3例疫情后，感染者發病前的細節也被曝光，其中，吳氏和韓某都與豬有過接觸。

　　4月1日，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內地的相關部門有必要采集死豬樣本，化驗是否存在禽流感病毒。”

　　4月2日下午，上海市政府召開新聞發布會，介紹H7N9疫情，并否認禽流感與死豬有關。上海市疾控中心負責人吳凡表示，“目前的病例非常有限，根據流行病學的調查和病原追溯，沒有證據說明H7N9病毒來源于豬。”

　　據其介紹，4月1日，上海市動物疾控中心對34份黃浦江上游漂浮死豬的留存樣本進行了禽流感通用引物檢測，未發現禽流感病毒。

　　不過，這番解釋依舊招致頗多質疑—僅僅34份樣本能反映上萬頭死豬的情況嗎？在分析人的死因之前，能否解釋豬是怎么死的？

　　對此，姜慶五否定了豬因為感染禽流感而死亡的可能性。“我從事研究這么多年，從未聽說過這樣的現象。而且，在浙江幾個養豬的地區，人與豬的關系十分密切，如果豬出現了這樣的疫情，當地人群必定會集中暴發H7N9病例。”

　　而盧洪洲則強調，流行病學研究證明，黃浦江打撈的死豬中，致死病毒是豬圓環，只傳染豬不傳染人，“禽流感病毒再怎么分裂變異，也不會和豬圓環病毒扯上關系。”

　　不過，盧洪洲也認為，某種程度上，豬是一種“怪異”的動物，它可能感染很多病毒，但自己不發病，反而成為傳播病毒的病原體宿主。換言之，豬可能不是傳染源，而是一種傳播途徑。

　　“禽流感感染人，或者人流感感染禽，都很困難。但人流感、禽流感都可以感染豬，豬可以成為雜交的宿主，因此，香港專家提出將豬作為重點檢測對象是正確的。”嚴家新說。

　　既然如此，H7N9病毒是否可能通過死豬從浙江傳播至上海，4月2日，盧洪洲在接受時代周報采訪時否定了這種可能性，“因為目前，在死豬的源頭浙江，尚未發現禽流感病例。”不過至4月3日本報截稿時，浙江省已確診兩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

　　至于34份樣本的檢測結果，姜慶五認為，如果動物疾控中心進行基數更大的檢測，可靠性和可信性可能更大，但問題是他們能否提供更多樣本。

　　而前述安徽省疾控中心人士認為，“在死豬樣本不足的情況下，相關部門應當考慮直接對浙江嘉興等地的活豬進行大范圍的禽流感檢測并公布結果，從而消除公眾的擔憂。”

　　在否定死豬致疫的同時，仍有一些人士追問，H7N9的傳染源和傳播途徑是什么？其實，探究這兩個答案非常不易。

　　以非典類比，如今距離2003年春天已有十年，但SARS的來源依舊是謎。其間，香港大學醫學院傳染病學教授袁國勇潛心研究，得出了SARS病毒的天然宿主是一種名為“中華菊頭蝙”的蝙蝠的結論，但學術界至今沒有定論。

　　而不等弄清楚SARS究竟來自哪里，又一場新的疫情要來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