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發達的國家對于人才引進的政策越寬松？答案并不盡然。

　　環看美歐、日本、新加坡等地，近年來的移民政策不松反緊。但整體來看，絕大多數國家吸收移民的目的，無非是“補齊短板”，即利用吸收移民的手段，彌補本國人口結構中先天不足，且僅僅依靠本國人口自然增長難以甚至無法彌補的缺陷。

昔日移民大國陸續抬高移民門檻

　　有的國家地廣人稀，絕對人口缺乏，便會有針對性地降低人口準入標尺，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對移民持歡迎、接納態度。這類因缺乏人口而全面接納各類移民的國家，習慣上被稱為“移民國家”。眾所周知的“移民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發達國家，也包括巴西、阿根廷等發展中國家，以及科特迪瓦等相對落后的國家。

　　其中，巴西因地廣人稀，獨立后曾長期奉行移民引進開放政策，二戰前引進了數以百萬計東方尤其日本移民，二戰期間日本曾企圖染指葡萄牙占領下的澳門。弱小的葡萄牙政府就利用自己和巴西政府的親密關系（巴西獨立后的首任君主，曾是葡萄牙王國的王太子），警告日本“如入侵澳門將讓巴西驅逐所有日本移民回國”，迫使日本始終未敢占領澳門。阿根廷同樣是地廣人稀的國家，且擁有廣袤的草原可耕地，二戰后接納了大量歐洲失業人口。

　　至于非洲國家科特迪瓦，獨立時是個僅600萬人口的國家。為充實本國人口，該國敞開國門，接納各國移民，短短40多年間，人口猛增至2200萬，原本的族群結構也發生巨變，伊斯蘭教成為最大宗教，人口總數居前列的曼迪、克魯、沃爾特族均是在幾十年里整體從境外遷徙而來的“新國民”。

　　隨著絕對人口數量的相對飽和，“移民國家”也會適當調整移民政策。如美國早在戰后就收緊了移民政策，甚至在美國－墨西哥邊境修建了著名的“萬里長墻”，非法移民問題也成為困擾美國近半個世紀的政治問題。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近年來也相繼抬高移民門檻，前者甚至屢屢對申請者實施“一刀切”，并導致一系列爭議和訴訟。

發達國家看重特殊技術人才

　　但對特定人才，不少國家仍有針對性地吸納和引進。如美國的H1B簽證（特殊專業人員/臨時工作簽證），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技術移民，歐洲許多國家的綠卡（英國、德國）和藍卡（德國）或“優秀人才居住政策”，新加坡、香港等地的“專才引進政策”等，其引進的都為本國不能培養或雖能培養但數量不能滿足需要的專門人才。

　　近年來，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其第二個任期內力推的移民改革法案頗受關注：美國計劃從2017年開始對申請“綠卡”實施打分制，得分排名靠前能優先獲得“綠卡”。

　　這項改革法案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促進上千萬非法移民合法化，二是吸引海外優秀人才。所謂的“綠卡”打分制便主要針對技術移民，在一定程度上縮短了這類移民的申請過程。同時在打分方案上，奧巴馬力推的改革方案也加強了對年輕技術移民的政策傾斜，例如，越年輕的申請者得分越高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不少國家，一些技術人才并非局限于高科技人才，而是根據需要引進。如新加坡引進過相當數量的技術工匠，許多歐洲國家引進了所需的文藝、體育人才等，甚至還有一些國家引進過緊缺的藍領工人和“三產”服務人員。

　　不過，對這類專門人才的引進，各國也普遍比較慎重，除了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少數國家可以直接由技術移民轉公民外，其余大多數國家給的實際上是長期特殊簽證，即允許其留居工作，但對入籍限制嚴格，如美國的H1B簽證：除非留學轉移民，否則持H1B簽證者很難入籍。

　　即便有技術移民轉公民政策的國家，往往也隨著形勢的變化，抬高或降低技術移民門檻，最主要的限制是“移民監”，也就是移民后必須在特定時間內住滿一定時限，才有資格繼續居住或轉移民，如加拿大不久前剛剛提出，將“移民監”由4年升至6年。此外，語言資質、學歷和工作資歷認證等，也會成為上述調解性門檻的組成部分。

資金拮據的國家歡迎經濟類移民

　　近年來，經濟類移民較為火爆，是國人較熟悉的移民類別，包括“投資移民”和“企業家移民”兩類。其特點是或一次性繳納數目不菲的費用，或在特定時段內向接納國指定賬戶、項目投資若干費用，換取全家移民資格。一次性繳納的費用，可能是“移民費”，也可能是所謂“投資利息預繳”，特定時段內的投資有的到期會無息償還，也有的國家規定不予償還。一些國家的某些企業家移民項目，還規定必須在特定年限內創造若干就業機會。

　　和技術移民一樣，經濟類移民的門檻也會隨著需求而調整，如近年來澳大利亞、新加坡、加拿大、香港等國家和地區都相繼調高了經濟類移民資金要求，加拿大甚至叫停了經濟類移民新案受理，并對舊案“一刀切”。相反，西班牙、希臘、馬耳他等南歐國家因資金拮據，創立了許多“價廉物美”的經濟類移民新項目，力圖“薄利多銷”吸引外國富裕移民及其資金。這些新項目往往以“無語言要求”、“不需坐移民監”為吸引條件，但所提供的往往是“有限移民權”，即和正常移民的權利有所差異。

以色列接納全球猶太人

　　另外，還有一些移民項目則具有政治性、時代性和特殊性。

　　如以色列對全球猶太人一律接納，這是鑒于這個“人造國家”處于阿拉伯人的三面包圍中，惟有采取如此非常手段方能與之抗衡；朝鮮戰后極力吸引日本朝僑，是因朝鮮戰爭后本國人才、資金匱乏，以及和韓國打宣傳戰的需要；阿爾及利亞戰爭后，法國一次性吸納了數以百萬計的“黑腳”（阿爾及利亞親法者，既有法裔也有非法裔），則是戴高樂當局為緩解國內反對法國從阿爾及利亞撤軍的政治壓力，而不惜咽下的一枚苦果。

　　此外，二戰結束后美、英、蘇等國為爭奪德國科技人才，也不惜“特事特辦”，讓大批科學家加入本國國籍，也屬于這類特殊移民的范疇。

　　總之，各國移民政策雖寬嚴不同，尺度各異，但“取長補短”、因時而變的原則，卻是一以貫之的，發達國家并不見得比發展中國家尺度更寬松，不過在實際操作中，往往顯得更靈活、更嫻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