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種學業負擔根源不同

­　　考試競爭烈度取決于適齡人口數和高教資源供給

­　　政策只能在短期內改變游戲規則（拼才智？拼努力？拼特長？拼體格？拼品德？拼爹媽？）——卻無法改變競爭的烈度。1976年至1990年（“寬松教育”政策的頭15年）高等教育錄取率不斷降低，考試競爭變得更激烈而不是更輕松了。1990年以后，錄取率卻高歌猛進地上升，從60%升至90%以上，什么原因使上大學變得如此容易了？1992年日本18歲人口達到戰后第二次嬰兒潮高峰后，直至2014年的22年間，18歲人口從205萬減少至118萬，降幅達42%。此間，日本高校在校生規模卻從295萬增長至304萬。高等教育錄取率更是一路攀升至93%，意味著幾乎所有申請者都能夠被高教機構接納。日本現今超過40%的私立大學招生不能達到滿員，這對于積存基金薄弱、運營高度依賴學費的日本私立大學來說是存亡攸關的危機，近半數大學招生工作本質上從選材變為營銷，入學選拔形同虛設。

­　　在這個過程中，日本政府沒能適時控制私立高校的盲目擴張，出臺限制性政策反應滯后，導致競爭選拔進退失據而飽受詬病。所以，密切觀測人口變化，預估并適當地調控教育供給，保持選拔活力和學習積極性才是教育政策的應然。

­　　超量補習的負擔要回歸教育規律來化解

­　　如何判斷補習是否超量？在補習產業高度市場化的今天，摸透了望子成龍、爭先恐后心態的商業營銷會大大異化家長和學生自己的判斷。深度卷入補習市場的家長不由自主地站在了應試主義的一邊。

­　　負責任地講，整個基礎教育階段始終離不開一對對立統一的命題：從教育者視角來說是“培養”和“選拔”，從學生視角來說是“成長”和“應試”，兩者相輔相成。正如日本的歷史教訓所示，當教育真的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應試壓力，卻得到了缺乏求知欲和進取心、圖安逸不勤奮、害怕擔負責任、受不了批評、整體學力跌落的“寬松世代”。所以，在基礎教育實踐中能取得育人和應試的平衡兼顧就是最大的成功。

­　　超量補習的發生意味著應試壓倒了成長，要遏制超量補習就得重申育人和成長的主題，讓真正懂得教育規律、懷有育人之心的教師和學校獲得更大的話語權，發揮更大的影響力，獲得更大的尊重。更重要的是，限制正規學校教育的上限與邊界不僅加重了家庭教育負擔，還削弱了學校和教師的威信。正規學校教育要能提供足夠的學業挑戰才不會被輕視。學校和教師要理直氣壯地承擔更多課業教育而不是變相地把充實、提高的內容轉移到課后家庭輔導。每個人學習不同科目的能力不同，心智發展速度不同，興趣方向也不同，課外補缺、拓展和提高都是自然的需求，不以盈利為主要目的的公立學校、公辦少年宮及其師資也應該能提供這些教育，如果把這部分空缺出讓給私營機構，應試壓倒育人就可想而知了。再者，符合選才規律的競賽、測試要視作國家選才系統的一部分以充分的規模定期實施，既不能泛濫，也不能取消。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回歸教育規律，擺正國家教育主管部門、學校、教師、家長和學生自己各所應當的位置。

­　　學業挑戰未必成為負擔，不能因材施教才構成負擔

­　　因材施教是最大的教育規律，每個人的學習和成長都是獨特的，每個人在不同年齡階段、不同學科領域、不同心智狀態下能夠接受的學業挑戰度千差萬別。

­　　統一以某種平均水平對待施教勢必形成學業負擔，在這個方面低于平均水平者感覺吃力和沮喪，高于平均水平者感到無聊和無精打采。在現代學校制度下，一定程度上實現因材施教、促使學生多元化發展，成為優質中小學的標志性特征。如果能夠幫助學生發現自己擅長的事，鼓勵他們投身并樂在其中，“減負”便已經發生。所以，越是那些優質學校素質教育做得越好，學生學習越不苦，并不是無稽之談。

­　　當然，前兩條還是制度上、結構上的問題，這個層面上的“減負”最深入教育內容實質，更需要時間、耐心和愛。減輕學業負擔的命題到了一線教師這里絕非單純地降低學業挑戰，而是轉化為要實施更好的教育——提升自我的教育教學素養，因材施教，激活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