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江蘇省信息化條例（草案修改稿）》（以下簡稱“草案修改稿”）在省十一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提交審議。針對個人信息的泄露、非法買賣等亂象，草案修改稿明文規(guī)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將提供服務過程中獲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信息，出售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提供給他人，或者以竊取、購買等方式非法獲取上述信息。否則，就會被追究相應的法律責任。律師認為，在地方法規(guī)中提出個人信息的保護，有重要“里程碑意義”。

現(xiàn)狀

個人信息網(wǎng)上叫賣，亂象亟待規(guī)范

　　市民買車、買房、考駕照、參加各種各樣的培訓……都會在登記時留下姓名、聯(lián)系方式等個人信息。你當時并不在意，可當你收到很多汽車銷售商、保險公司、樓盤、商場、培訓機構等的主動推銷短信后，也許就會想到自己的信息是否在哪個環(huán)節(jié)被泄露了。

　　此前媒體報道過，有網(wǎng)絡黑客將重慶兩家知名二手房中介公司的上百萬套房源信息搞到手，除了將信息賣給別的中介，還放到網(wǎng)上叫賣。這不禁讓人憂慮。

　　可不少法律界人士也表示，除非個人信息泄露造成比較嚴重的后果，否則很少有人想到為自己維權，而國家現(xiàn)有的法律中也沒有明確規(guī)定。

　　不過，地方立法則釋放出了積極信號。

草案修改稿

禁止出售、泄露、竊取、購買個人信息

　　今年5月24日，省十一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上，委員們就對《江蘇省信息化條例（草案）》進行了審議。尤其在信息安全保障方面，不少委員認為，對于網(wǎng)上散布不實信息、利用信息平臺進行欺詐、利用網(wǎng)絡非法泄露個人隱私等行為，草案應增加相關內(nèi)容。所以，這次的草案修改稿中，個人信息的保護成為修改的關鍵。

　　《江蘇省信息化條例》草案修改稿中第二十二條規(guī)定，國家機關應當遵循一個數(shù)據(jù)一個來源和誰采集、誰更新、誰負責的原則，在各自職責范圍內(nèi)做好信息采集、維護、更新，不得重復采集、多頭采集。第二十三條第三款是修改內(nèi)容最多的，原內(nèi)容是“未經(jīng)信息提供方同意，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披露所采集的信息”，而新修改的內(nèi)容則更加細化：“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將提供服務過程中獲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信息，出售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提供給他人，或者以竊取、購買等方式非法獲取上述信息。”

　　草案修改稿中，還增加了相應法律責任。如果違反以上條款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門責令其刪除信息，沒收違法所得，對單位處以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款，對個人處以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款；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由公安機關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以前，嚴重的出售個人信息的行為，可能會受到刑法懲戒。在這次的草案修改稿中，明確了“購買”個人信息也是明令禁止的，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不得以竊取、購買等方式非法獲取個人信息。

律師解讀

明確了信息化主管部門的處罰職權

　　對于這次草案修改的內(nèi)容，記者采訪了江蘇匯商律師事務所的呂劍峰律師。其實談到個人隱私信息的保護，呂劍峰特別有發(fā)言權。去年年底，呂劍峰報考在職研究生考試，后來發(fā)現(xiàn)自己的手機號等個人信息被泄露，他認為報名網(wǎng)站主管機構、以及在報名過程中相關機構難辭其咎，于是將相關聯(lián)的三家單位一起告上法庭。今年8月初，他的這場隱私維權官司開庭審理，不過遺憾的是，至今法院還沒有判決。

　　談到《江蘇省信息化條例（草案修改稿）》中有關個人信息保護的內(nèi)容，呂劍峰律師坦言，其意義非同尋常。“我個人來看，這個規(guī)定應該是國內(nèi)第一次，以地方性法規(guī)的形式，對個人電子數(shù)據(jù)信息的保護立法，所以具有里程碑意義。”呂劍峰說，目前我國許多地方政府對于個人信息的保護，僅是在其制訂的《信用信息征集和使用管理辦法》中有所規(guī)定，但對于非信用信息的保護，卻一直沒有明確的法律規(guī)定。呂劍峰律師說：“我認為，這個規(guī)定是個人信息領域法律保護的‘第一法’，具有開創(chuàng)性意義。”

　　此外，他在解讀有關個人信息保護的這幾條規(guī)定時還指出，草案修改稿明確了信息化主管部門的處罰職權。“一旦觸犯，對單位、對個人罰款多少，都有明確的處罰，這增加了相關單位和個人的違法成本。”

熱議

依法保護個人信息

面臨兩大難題

　　1.對責任人罰了款，對受害人卻沒有補償

　　昨天有媒體披露了北京最大的非法出售、提供、獲取個人信息案。該案中，調(diào)查公司通過“1000元定位一個月”的方式，幫忙調(diào)查別人。而為他們提供個人信息的，是幾家通信運營商的員工，他們將手機用戶的定位信息、電話清單、姓名和地址等個人信息非法賣給私家偵探，用以調(diào)查婚外情和討債。

　　在呂劍峰看來，出賣個人信息的刑事案件，犯罪分子尚可以被刑法懲戒，而沒達到犯罪情節(jié)的，很多人或許就沒那么在意。“對于很多深受垃圾信息困擾的普通人來說，打官司畢竟成本太高，不現(xiàn)實。”

　　呂劍峰認為，目前這項地方性立法中，并沒有明確將個人信息權利作為民事權益來保護。

　　“比如相關部門會對責任單位、個人進行罰款，可作為信息遭遇泄露的個人受害者呢，卻沒有半點民事補償。”呂劍峰說，現(xiàn)有的受害人只能依據(jù)《侵權責任法》要求停止侵權，比如刪除個人信息、保證今后不會再發(fā)生信息泄露等，只有其人身權利受到嚴重侵害時，才可能主張精神損害賠償。

　　呂劍峰認為，賦予當事人請求賠償權，比賦予信息化主管機關的行政處罰權更有效。

　　2.主管部門權責多大？如何調(diào)查取證？

　　在法律責任的追究中，草案修改稿稱，主要是“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門”，由這個部門責令刪除信息、沒收違法所得、處以罰款等。但到底這個“信息化主管部門”的權責多大？卻并沒有明確限定，如何查證也是問題。

　　“按常規(guī)來講，應是地方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門進行調(diào)查、取證，確定違法事實。”呂劍峰說，假如某政府部門被指泄露個人信息，那么信息化主管部門是否有權對該部門進行調(diào)查？能否直接取證？這都是問題。

　　所以對于此類案件的調(diào)查取證，他認為最好的方式是舉證責任倒置。“即當事人信息遭到泄露，應當由信息保管方或者信息最終獲取方舉證，證明沒有泄露，或者其獲取信息是獲得信息所有權人同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