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敏遠，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中國法學會刑事訴訟法研究會副會長。

“排除刑訊逼供證據”有望入法

　　刑事訴訟法將迎15年來首次修改，專家建議修法應考慮與國際公約銜接，去掉“如實供述”表述

　　公約是對全世界適用的，都是最低限度的、起碼的要求，如果這都做不到，我們何談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應該承擔的責任呢?

　　我們反對刑訊逼供不是因為一打就是冤假錯案，而是因為這是一種野蠻的、不人道的、違反人權要求的偵查破案的方式。

　　——王敏遠

　　刑事訴訟法1996年首次大修，明確將“未經法院依法判決，不得確定任何人有罪”寫進法律。但在過去的15年中，佘祥林案、趙作海案、躲貓貓事件、開水死事件等背后的刑訊逼供、有罪推定和監管漏洞，暴露出刑事訴訟法中急需完善的地方。全國人大常委會已將刑訴法修改列入今年的立法計劃，法工委也已正式啟動該法修改的調研。

■ 專家建議　“如實供述”修改方向

上策　你有權保持沉默

　　“你有權保持沉默。如果你不保持沉默，那么你所說的一切都能夠用來在法庭上作為控告你的證據。”

　　著名的“米蘭達警告”，也稱“米蘭達告誡”，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訊問時，有保持沉默和拒絕回答的權利。

中策　不強迫自證其罪

　　“凡受刑事指控者，不得被強迫做不利于自己的證言或者被強迫承認犯罪。”

　　這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規定,我國已簽署，但尚未批準加入。

　　在美國、法國等許多國家的法典中，是一條比較普遍的條款。

下策　廢除“如實供述”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句口號，作為審案政策已實行了幾十年。這一審訊原則在“有罪假定”的前提下，要求犯罪嫌疑人自證其罪，以求寬大處理。

　　這個政策重口供而輕證據，很容易引來刑訊逼供，近年在海淀區檢察院等地已經取消。

　　新京報：1996年，刑事訴訟法進行了大規模的修改，但很快學界就呼吁再次大修，這比較罕見，是不是說當時的修改并不成功?

　　王敏遠：修改的積極意義還是應當肯定的，例如確立了未經法院判決不得確定任何人有罪，這都是巨大的進步。但當時確實留下了不少問題和爭議、要求修改的呼聲也會很自然地產生，這是正常的。還有后來在實踐中產生的新問題，現在就是希望修法能夠把這些問題逐步解決。

修法應考慮與國際公約銜接

　　新京報：1996年修改刑訴法時，中國已經批準了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公約里規定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并沒有體現出來。

　　王敏遠：當時還沒有公約意識。研究討論過程中很少提到國際公約。即使有人提出，也沒有任何反應，反對的沒有，贊成的也沒有，就像沒聽見一樣。

　　新京報：刑訴法和國際公約的要求有多大差距?

　　王敏遠：肯定有差距，如不得強迫自證其罪，比如羈押的司法審查等，但差距并沒有想象的那么大。

　　新京報：以公約為底線是否已經達成了共識?

　　王敏遠：我沒有聽到官方的明確的說法，學界倒是一直在呼吁。其實這不是什么高標準的要求，這是最起碼的要求。公約是對全世界適用的，都是最低限度的、起碼的要求，如果這都做不到，我們何談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應該承擔的責任呢?

“如實供述”有望去掉

　　新京報：哪些公約的規則可能會納入刑訴法修改?

　　王敏遠：據我所知，這次修改中對公約的很多內容是予以考慮的，比如不得強迫自證其罪，這次就很可能要寫進去，解決我國刑訴法的“如實供述”與公約不一致的問題。我認為選擇有上、中、下三策，上策就是按照跟米蘭達規則相似的沉默權，中策是依照國際公約的要求，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證實有罪之前，應有權被視為無罪。下策是簡單地將“如實供述”去掉。

新京報：我們會選擇中策?

　　王敏遠：有中策已經很不錯了，已經是很重要的進步了。當然，這也有現實基礎。前些時間我去參觀一些公安機關的審訊室，有的已經不再強調“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了，說明有的偵查機關的破案，審訊的作用已經發生了變化，不再把撬開嘴巴作為偵查的主要方式了。

　　新京報：非法證據排除的規范上，我們已經做到哪一步了?

　　王敏遠：去年“兩院三部”頒布的關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比較徹底了，與禁止酷刑公約一致，禁止酷刑公約也只是要求排除非法言詞證據，沒有要求排除非法實物證據。從法治發達國家的相關規定來看，對非法實物證據往往也是酌定排除的，不是絕對排除。當社會具備相應的條件時，通過修改法律，規定非法證據排除方式促進偵查機關改變破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