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份說明同時還對10人涉及的4類不同利益訴求處理的歷史情況進行了介紹,并列舉了有關證據。
涉及上訪人員是否被打,情況說明稱,4月28日晚,上訪人員被送到徽縣后,都是自己走下車的,沒有發現有人員受傷的情況;第二天上午9時,張小麗、周海紅等6人又到徽縣政府和縣委上訪,并堵住了縣委大門,沒有發現身體受傷等異常情況。
而10名上訪者均堅稱,被強行拉上車時多人被打,且整個遣返過程都失去人身自由。
在本刊記者實地采訪時,對于從北京開始負責強制遣返10名上訪者的人到底是誰、是否存在打人行為等問題,徽縣有關部門表示還在進一步調查中。
不過,就在本刊即將截稿之時,獲得兩份內部材料,一為甘肅省信訪調查組向國家信訪局進行匯報的相關調查報告,一為甘肅省委督查室對中央辦公廳督查室進行匯報的相關調查報告。
這兩份內部報告以及上訪者和徽縣有關干部對本刊記者的介紹都顯示,遣返的黑衣人就是如安元鼎一類的“保安公司”。
甘肅省信訪調查組的調查報告透露:在上訪人不聽勸阻的情況下,“為維護我省對外形象”,“由于工作力量不足,經過協商,甘肅省政府駐北京信訪工作組負責人幫助省政府駐京辦聯系北京一家安保公司前來協助開展勸返工作。”
甘肅省委督查室的調查報告也表示:“在勸返過程中,由于上訪人員不配合,保安公司15名保安,與徽縣勸返人員和省駐京勸返工作站工作人員一起,將上訪人員帶到車上。”
對于是否存在打人情況,甘肅省信訪調查組的調查報告稱,“在勸離過程中確實存在粗暴勸返情況,上訪人上衣是在拉扯過程中被扯破或扯掉,沒有出現網曝上訪人被脫衣毆打的情況。”
甘肅省委督查室的調查報告也稱:“在勸返帶離過程中,安保人員和上訪人發生推拉撕扯在返程中,保安人員暫扣了上訪人員的手機和身份證,途中沒有發生毆打和辱罵現象。”
但上訪者說法與此有異,稱遣返路上仍有打罵情況。如段軍平說,到達陜西臨潼附近時,他看到有路政人員模樣者在查車,想引起注意獲得幫助,便喊:“這車超載!”
“結果那個‘隊長’過來便用戴著露指皮手套的手打我的臉,一邊打一邊罵‘找死’。”段軍平說,“手套上鑲著小鐵塊,沒幾下我的臉就腫了。”
“暴力私有化”的可怕圖景
2010年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被調查以來,保安公司參與強制勸返上訪群眾,甚至設立“黑賓館”等情況,飽受社會詬病。
甘肅光明律師事務所律師孫智俊表示,在保安公司參與接訪這個問題上,根據我國法律,不管是超出公司業務范圍經營業務,還是隨意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拘禁都是非法的,要負法律責任,保安公司作為企業肯定沒有這個權力。
“在一個健康的社會中,暴力絕對不能私有化。”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單光鼐說,“暴力應當是法律壟斷、國家壟斷的,是需要全國人大授權才能有的權力。警察尚且不能隨意刑訊逼供、打人,保安公司作為一個企業,誰給了你限制他人自由的權力?”
單光鼐指出,在安元鼎公司之后,一些保安公司仍在進行非法的接訪業務,這一動向需要中央相關部門引起警惕。在他看來,當前基層各類社會矛盾積累嚴重、多發,需要以更高的智慧、更大的氣度和更細致的工作來化解,“選擇保安公司接訪,將工作簡單化、粗暴化,無異于火上澆油,進一步刺激上訪群眾的情緒,這是非常危險的。”
徽縣10名上訪者此前都有過上訪經歷,李勇更是進京上訪多次。“以前上訪從來沒有被打過,各級信訪部門態度都挺好,沒想到這次會被打。”他說,“(打人者)肯定不是我們縣上的工作人員。”
徽縣一名直接參與此次事件處置的干部告訴本刊記者,“我們對下面工作人員有著明確的紀律要求,對待上訪群眾必須有正確的態度,動手打人更是不被允許的。”
他對本刊記者表示,他們對這次由保安公司介入非常后怕、感到后悔。“這是我們第一次雇用保安公司,在組織上沒經驗。如果有個我們自己的工作人員跟上,也能有個證人,有沒有打人就能說清楚了。既能夠保證上訪群眾的合法權益,也不會讓我們陷入現在這種尷尬境地。”
對于為何雇用保安公司,他解釋:“主要是人多時間緊,沒有辦法。”在接到上級通知后,必須24個小時內把人接離北京,他們感到壓力非常大。
這位干部還表示,在信訪渠道上,公民有進京上訪的權利,但現有的信訪制度又規定,上訪要在縣(區)、市(州)、省三級信訪中解決,“這種信訪渠道和信訪制度的矛盾,給目前地方信訪工作帶來了很大難度。”
在單光鼐看來,政府承受的這種勸返的巨大壓力,正是各類“保安公司”開展非法接訪業務開展的空間,“將進京上訪作為地方政府考核、排名指標,增大地方接訪的壓力,也會滋生地方政府各類灰色念頭的可能。”
受訪專家認為,在當前找不到更好辦法來代替信訪制度的情況下,科學的辦法就是不斷完善信訪制度和信訪渠道,讓更多的上訪人能更好地表達利益訴求。而一些地方政府部門為個人利益、地方利益扯起維穩大旗,去壓制公民合法權利的暴力化維穩現象,到了必須杜絕的時候了。否則,所謂維穩,便會陷入越來越不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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