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審理

爭議：盜竊是否延誤救治

　　韓某沒有料到，自己一時貪心的后果竟會這么嚴重。事發后，他因犯盜竊罪被判刑并處罰金。死者李某的家屬認為，韓某偷走摩托車和手機的行為導致民警未能及時發現李某，延誤了救治時間，致使李某失去救治機會而死亡。今年1月，李某家屬訴至法院，向韓某索賠各項損失合計30余萬元。

　　高淳法院受理此案后，先后組織了三次庭審。韓某推翻之前的供述，稱他實施盜竊行為時，李某已經一動不動，沒有生命氣息。他承認自己趁火打劫，但表示，自己已被追究刑事責任，沒有義務再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因為李某的死亡是車禍所致，跟他沒有關系。

　　事發后，警方對李某的尸體進行了鑒定，查明死因系交通事故中受到撞擊失血過多，但沒有解剖尸體，故而未能鑒定出死亡時間。鑒于李某的尸體已被火化，家屬無法證明李某的確切死亡時間。而韓某堅稱，他實施盜竊行為時，李某已經死亡。

　　因此案矛盾和分歧較大，法院格外慎重。

　　審理過程中，承辦法官了解到，南京白下法院去年初曾審理一起情節相似的案件，也即本報去年5月9日A41版報道的“南京綠島白骨案”：小伙深夜從高架橋上墜落，助力車摔倒在橋面上，被清潔工拖走，以至民警未能及時發生小伙，5個月后，小伙化作白骨。白下法院審理后認為，沒有證據顯示張某墜落后仍有生命氣息，清潔工推走助力車的行為與張某死亡之間沒有因果關系，一審駁回了家屬的索賠要求。家屬不服，已經上訴至中院，目前仍在等待二審結果。

　　對比兩起案件，不難發現，高淳案中，盜車人過錯程度更大——他見到車主臥在草叢中，非但不施救，還分兩次盜走摩托車和手機。而白下案中，清潔工未見到車主，拖走助力車也是實施“清障”這一職務行為。

　　法官認為，要判盜車人韓某承擔責任，必須有證據證明韓某的盜竊行為延誤了救治時間，而這一點，正是雙方爭議的焦點。

結果：盜車人賠償10萬

　　審理過程中，承辦法官有意識地做了許多調解工作，終于在上周促成雙方和解：盜車人韓某一次性賠償死者家屬10萬元，雙方約定再無糾紛。承辦法官坦言，之所以努力促成調解，是因為覺得對此案來說，調解結案，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都比強判好，也有利于化解矛盾，有利于維護公序良德。

　　民三庭庭長趙鎖寶認為，法律和道德是兩個范疇。從道德層面講，發現交通事故，非但不救治，還趁火打劫，肯定為公眾所不齒。在普通老百姓的認知里，小偷把車盜走，導致民警沒能及時發現傷者，勢必是要承擔責任的。但從法律層面講，小偷盜竊財物，要承擔的是刑事責任，至于要不要承擔民事上的賠償責任，得看他的盜竊行為與傷者的死亡之間有無因果關系，而這一點需要證據印證。此案中，沒有鑒定出死亡時間，若判盜車人擔責，證據上有點欠缺;若判盜車人不擔責，易產生負面社會效果。經法院做工作，雙方最終同意和解，盜車人賠償10萬元，這既不違反法律規定，又未傷害公序良德，可以說是比較好的結果。

專家觀點

焦點在盜車時車主是否已死亡

　　一位民法專家告訴記者，這類案件在法律適用上難度較大，現有的民法理論可能解釋不了。

　　如果車主在盜竊行為發生時仍未死亡，則可以根據“機會喪失的民事責任”理論追究盜車人的責任。這一理論是從英美法系引進的，已經在審判中被采納過，它的意思是，某一行為導致他人喪失救治的機會，行為人應承擔民事責任。本案中，摩托車主從摩托車上摔下，很可能只是摔暈，如果摩托車沒被偷走，民警很容易發現他，將他送醫，那么他極有可能被救活。盜車人偷走摩托車，使他喪失了得到救治的機會。

　　根據“機會喪失的民事責任”理論，家屬有權要求盜車人賠償。此前有過類似的案例，比如媒體曾報道過，一位女孩腿受傷，需要迅速轉至大醫院治療，如延誤有可能被截肢，但是當她坐在輪椅上過安檢時，被航空公司拒絕登機，女孩不得不乘坐汽車前往另一城市的大醫院，耽誤了好多個小時，最終腿沒保住。女孩起訴航空公司索賠，法院支持了其訴訟，依據的正是這一理論。

　　民法專家、南大教授邱鷺風認為，審理這類案件，法官一定要對案件細節把握得非常細致，因為不同案情的責任分攤差別很大。車主死亡，直接原因肯定是車禍，并不是盜竊。盜車人有無責任，關鍵要看盜竊行為與車主死亡有無因果關系。如果盜竊行為發生時，車主已經死亡了，那么盜車人只需承擔刑事責任，不需承擔民事責任。只有在盜竊行為發生時車主仍未死亡，且盜竊行為嚴重影響車主被發現，盜竊人才需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本案焦點在于盜竊發生時，車主有無死亡。民法專家認為，盡管沒有尸檢鑒定作為支撐，但根據盜車人在警方的供述及生活常識，可以認定車主當時并未死亡，并據此作出盜車人承擔民事責任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