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在國際會議、雙邊會晤、國際論壇等場合就南海問題煽風點火——

日本想在南海扮演什么角色

　　南海的平靜讓個別域外勢力焦慮得如坐針氈，南海的些許波瀾讓個別域外勢力激動得坐立不安。它們把阿基諾三世政府推到前臺，挑釁中國，它們打著“海洋法治”之名，行攪亂地區和平之實，意圖火中取栗、實現其政治和軍事野心。

　　日本當局在南海問題上正在扮演這么一個不光彩的角色。

　　東京插手南海問題意圖清晰、特征明顯。

　　一是蓄謀已久，有備而來。早在2012年6月，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舉辦的“南中國海海上安全”年會上，時任聯邦參議員約瑟夫·利伯曼公然鼓吹，要借助多邊框架甚至讓包括仲裁等手段在內的外部力量介入南海問題。與會的日本外務省所轄“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小谷哲男發表“驚人之論”呼應稱，他與日美軍方討論過在南海展開“聯合監視行動”的可能性。

　　2012年12月，安倍政府上臺。翌年1月，阿基諾三世政府單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日本當局“見獵心喜”，不斷與阿基諾三世政府眉來眼去。此后至今，日本通過外交、輿論、法律、外援、軍事等多種手段從外圍構建南海問題“對華包圍圈”；在國際會議、雙邊會晤、國際論壇等各種場合見縫插針，就南海問題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今年5月，日本借主辦七國集團峰會之利，夾帶私貨，“捆綁”與會領導人，針對南海問題鼓吹所謂“海洋法治三原則”。軍事上，日本制定新安保法，強化日美軍事同盟，向南海沿岸相關國家提供巡邏監視裝備和能力建設培訓，直至自衛隊艦機頻頻現身南海周邊區域。其所作所為正在從渲染緊張升級到制造緊張。

　　二是動機不良，居心叵測。在南海問題上，安倍政權表面上打著維護海洋“法治”的旗號，其真實動機根本沒有這么高尚。同樣是那位小谷哲男，曾在2015年撰文承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些部分是相關國家妥協的結果，存在模糊不清之處，但他同時鼓吹日本應該通過外交等手段強化和主導在亞洲的“海洋法治”，顯然是想按日本的角度和利益來解釋和套用“法治”。《日本經濟新聞》今年2月披露，在美軍艦機頻頻以“航行自由”之名侵擾南海相關水域之際，日本政府居然還敦促美方“進一步增加派遣艦船等的頻率”。

　　去年9月日本新安保法通過后，日本試圖將南海作為海外派兵“試驗地”的居心也越發明晰。前自衛隊艦隊司令香田洋二聲稱，“從確保海上交通線安全的角度，（南海）也會直接影響到我國，日美應制定共同應對方針”。而日本當局最大的動機顯然是如何利用南海這張牌遏制中國。自衛隊干部出身的自民黨參議員佐藤正久公然鼓吹，要利用解禁后的集體自衛權構建“南海防御同盟”對付中國。

　　日本插手南海的另一動機是“圍魏救趙”，企圖借此減輕日本在東海和釣魚島海域的壓力，并趁機加快在沖繩本島及周邊離島的軍事部署。

　　三是雙重標準，自己打臉。日本當局口口聲聲將“海洋法治”掛在嘴上。然而，最近的一些動作充分暴露了日方在這個問題上的雙重標準：日本一面質疑南海島礁屬性，一面卻對“沖之鳥”巖礁的屬性避而不談，且在大陸架界限委員會駁回“沖之鳥”案后無動于衷，依然自我劃設“專屬經濟區”，并據此不當扣押他方作業漁船和船員；日本一面追隨美國鼓吹在國際水域的“航行自由”，一面卻對他國艦船正常通過吐噶喇海峽等國際海峽暴跳如雷；日本一面指責島礁建設破壞南海環境，一面卻罔顧福島核電站不停地向海洋釋放核污水；日本一面指責中方“單方面”改變現狀，一面卻對菲律賓等國很早以來就非法侵占南海島礁的事實置若罔聞；日本一面把自己樹為“國際法”標兵，一面卻在伊拉克戰爭等嚴重踐踏國際法的事務中追隨美國。

　　日本的“選擇性法治”，只能說明一點，日本當局在南海問題上的根本動機無關符合大局的“法治”，而是如何聯美“治華”。至于日本什么時候祭出“國際法”，怎么操弄“國際法”，明眼人一看只能“呵呵”了。

　　四是罔顧前科，執意生亂。日本與南海頗有歷史淵源，然而這更多是一種罪惡而不光彩的淵源。早在1907年，日本政府就縱容商人西澤吉次染指東沙群島。1939年，日本侵占南海諸島，并將南沙群島劃歸已被日本殖民的臺灣高雄管轄。太平洋戰爭期間，日軍在南沙群島建立了海軍基地，并以此為跳板，對當時的印度支那、新加坡和印尼等地發起攻擊。二戰后，中國政府依法、公開收復南海諸島。

　　照理說，有過這樣的歷史前科，日本在比照現實時，在涉及地區安全和穩定的大是大非問題上應該保持足夠的謙卑和自制，而不是猛刷“存在感”，甚至重拾當年日本帝國“炮艦外交”的歷史舊夢。可以說，日本當前在南海的這一姿態，與其戰后在歷史認識問題上的不徹底、不真誠息息相關，也與日本國內政治和社會氛圍日益回歸戰前的保守化思潮同出一源。

　　日本還口口聲聲稱，南海是世界貿易的大動脈，是日本的“海上生命線”。既然如此，日本為何不多做有助于局勢穩定的事情，反而到處挑撥，推高緊張態勢？難道各國艦機的密集游弋讓南海更安全了？

　　（新華社北京7月4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