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招形勢喜中有憂

­　　對于今年單招的情況，耿巍比較滿意，“今年我院成功入選江蘇省高水平高職院校建設單位，同樣計劃招生1750人，報考人數(shù)達到了2400余人，比去年增長了約500人。”放眼省內，耿巍認為，優(yōu)質高職院校的招生形勢普遍好轉，但整體形勢仍不容樂觀。

­　　為了搶生源，去年還鬧出一場烏龍。耿巍記得，去年單招報名開始不久，一張“江蘇高職院校提前招生報名人數(shù)”的圖片在網絡上流傳，謊稱部分高職院校的報名人數(shù)已“爆倉”，意在嚇退一些想報考這些院校的考生，以達到搶生源的目的。

­　　“全省89家高職院校參與單招試點，大致有10萬左右的招生計劃，但高職院校真正的有效生源約4萬多，平均下來每所學校不到1000名學生，稍微弱一些的學校依然招生難。”耿巍分析，“加之，去年二三本合并拉低了本科線，讓很多家長產生了一種幻覺，覺得考生可以考上本科，這也會進一步加劇高職單招的壓力。”

­　　在不少人眼里，高職院校是本科院校的“接盤俠”，差生的“集中營”——這種觀念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如河北省某縣級中學年級主任薛霍(化名)所說，很多考生不愿意報考單招，的確是覺得高職比本科院校低了一等，有的覺得差生才會去考，很沒面子，有的覺得上了高職還不如不上，所以一心只想高考，盡管通過單招更容易進入高職。

­　　薛霍透露，今年其所在中學有七八十名高三學生報考了高職單招，去年只有56名，但報考單招的考生占該校總考生數(shù)的比例并沒什么變化，約為3.5%。他認為，學生之所以如此，除了觀念上的保守，還與學生對高職院校及高職單招政策的不了解有密切關系，“現(xiàn)在國家提出弘揚工匠精神，重視技能人才，高職院校也有了新的發(fā)展，但不少家長和考生的觀念還停留在幾年前，這其中還是學校、老師宣傳不夠。”

­　　薛霍所在學校的一名高三學生向記者表示，其班上只有3名同學報考了單招，在報考之前有五六家高職院校曾來學校發(fā)宣傳單，“了解得很有限”“很多同學覺得麻煩，還是覺得高考靠譜”。

­　　“很多中學是不讓高職院校進校宣傳的，覺得高職單招的受眾可能只是一小部分人，會影響學校的教學秩序，有的則是通過關系、付費等一些特殊方式才能進去。”在耿巍看來，高職院校與考生缺乏面對面直接溝通、交流的渠道，而這會對高職招生造成不利局勢。

­　　國家要取消歧視高職的制度

­　　如何打通高職院校與考生、家長之間的隔閡與偏見，讓有意愿的學生走近高職，也讓高職單招發(fā)揮選拔人才的最大效應？

­　　顯然這不是一家之力可實現(xiàn)的。

­　　王紀安認為，教育部門應加強高考改革相關政策的宣傳，使考生及家長能夠了解高職院校分類考試，能夠正確面對高職單招，同時學校也應通過各種途徑向中學老師、考生及家長普及高職單招相關的政策和具體實施方案。

­　　“高職單招的規(guī)模越來越大，就不再是實驗品，而應該逐漸規(guī)范化。”具體而言，耿巍認為，首先教育行政部門應擔負起更多責任，比如搭建學校與考生溝通的平臺等。

­　　讓耿巍拍手叫好的是，今年江蘇省不僅嚴肅招生行為，對虛假宣傳、違規(guī)承諾吸引或欺騙考生入學等違規(guī)行為進行了明確規(guī)范，同時引導中學對高職院校開放，并組織了多場高職單招的交流咨詢會，高職院校和家長、考生可以面對面交流，“給了辦學實力和辦學水平較高的高職院校一個公平的競爭環(huán)境，也給了溝通的平臺，更有利于考生和家長了解真實情況，從而選擇報考我們。”

­　　“政府是最有力的參與者，政策的決策者、制定者、參與者和評價者，改革考驗著政府的這項工作治理技術，成熟的工作機制是完成招生改革的基本保障。”王偉認為，招生改革涉及社會多個層面，需要集體發(fā)力。他希望能把考職業(yè)院校的升學率納入中學的評價指標，并建議學生多用些信息手段進行職業(yè)生涯規(guī)劃，讓自己對將來有個起碼的認知。

­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教育學者熊丙奇曾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采訪時建議，國家要取消歧視高職的制度，給每類教育、學校創(chuàng)造平等的競爭環(huán)境，并給高職院校充分的辦學自主權，結合社會需求調整專業(yè)、課程與人才培養(yǎng)模式。而高職學校本身，也要轉變規(guī)模辦學路線，走特色辦學之路，以質量和聲譽吸引生源。

­　　“學校要給家長一個值得托付的理由，給學生一個值得期許的未來，比如進一步打造學院的特色品牌，提升學生工匠精神的培養(yǎng)，高水平高質量就業(yè)……解決好這些問題才能吸引更多考生。”耿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