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歲的最后一天，在天津一所高校讀書的魏月踏上了前往北京的高鐵。這天，她花了7個小時看4處房子，但魏月的第一次北京租房之旅仍以失敗告終。

­　　暑假期間，大學生紛紛走出校園開始實習，第一次與社會“親密接觸”。近日，中國高校傳媒聯盟向全國137所高校255名有暑期租房經歷的大學生發起問卷調查，調查結果顯示，49.02%的受訪大學生暑期租房的租期在1個月以下，租期滿2個月的占33.33%，10.98%的受訪大學生租期超過3個月。在房屋月租金方面，56.86%的受訪大學生租金在1000元及以下，1000~3000元之間的占32.94%；30.59%的受訪大學生屬于異地實習租房。

­　　暑期實習“租房真難”

­　　6月上旬，魏月拿到了北京一家外資企業的實習offer，興奮之余，問題也隨之而來：既然要在北京實習，住房的問題該如何解決？她迅速加入朋友圈“征房友”大軍，很快，她與本學院的一位同學約定成為北京合租室友。

­　　在身邊同學的推薦下，她先后在網站上的租房小組和同城租房群中查詢房源信息，然而一些直租交流渠道早已被中介占領，租房虛假信息的傳聞也讓她一時間不知所措。最終她選擇在規模較大、房源充足的中介平臺租房。

­　　為了在實習開始前安頓好異地生活，魏月提前5天來到北京，她想實地看看自己在中介平臺上中意的幾套房子。然而實地走訪幾個地方后，她發現房子老舊或是小區環境臟亂，有的不支持短租，魏月只好把它們移出備選名單。

­　　一天的奔波后，身心俱疲的魏月給合租同學發了一條微信——“租房真難”。

­　　隨著實習入職時間一天天臨近，房子依然沒有著落，情急之下，魏月決定“賭一把”。她沒有再預約實地看房，僅根據中介平臺發布的信息，在線搶拍了一個10.8平方米的單間。她和周圍的同學將這種方式稱之為“盲拍”，即中介平臺發布房源在地圖上的位置、建成年代、樓房樣式、小區環境圖等，有租房需求的實習大學生在信息發布瞬間直接租下。

­　　像魏月這樣沒實地看房就簽訂租房協議的人不在少數。遼寧一所高校的學生蔡家奇和她的兩位室友在北京合租了一間臥室，“東二環，距離地鐵口近，12平方米，我們都很滿意。”其實，這不是蔡家奇和室友們的最初選擇，她們原本看上了另一套房，在開放可簽約之前，3人都設置好了鬧鐘打算“搶房”，但因為“網頁卡了一下，室友多看了眼合同”，她們沒能搶到看好的房子。

­　　由于租房中介平臺房源緊張，中介把網購的秒殺功能用到了租房上。一些實習生習慣盯著租房App，每隔一段時間刷新一次，遇到合適的就立刻“盲拍”。根據平臺的退訂、換租機制，短租客的訂金往往無法退還。對于沒有足夠經濟能力的大學生租客來說，“盲拍”選中的房源如果不滿意，也只能將就住下。

­　　為了省錢，還有一些異地實習生選擇了租賃高校宿舍床位。雖然高校規定不允許學生將床位對外轉租，但仍然有學生暗地里建立了“寒暑假床位出租微信群”，用于床位出租信息的交流。以北京一所高校為例，一個床位一個月租金在12001500元不等，這比同區域的合租房價格便宜了一半。

­　　中國高校傳媒聯盟調查顯示，通過互聯網租房平臺租到房子的受訪大學生占42.35%，27.45%的受訪大學生通過熟人推薦租住到房子。在影響租房因素方面，85.1%的受訪大學生租房時看重地理位置，看重價格因素的受訪大學生占81.18%，看重安全性的受訪大學生占69.02%，看重通勤時間的占33.73%。

­　　租房背后有“陷阱”

­　　“暑假租房仿佛是為了體驗生活的不易。”在大三結束的暑假，浙江一所高校的陳柏然找到了南京一家媒體的實習機會。陳柏然聯系的第一家租房中介，向他收取了300元中介費后，給了他3個電話號碼，讓他自己聯系去看房。實地看完3處房后，陳柏然都不太滿意，但300元卻無法拿回。

­　　“收據信息不清楚，沒有注明中介公司地址。對方著急讓我簽，我就簽了，拿回去仔細一看，才發現收據上寫著‘此費不退’。”他說。

­　　更換中介公司后，客服馬上給他推薦了一處房子，他乘坐地鐵十幾分鐘便能到達實習單位，同時房子看上去整潔舒適。想到第二天要上班，陳柏然以月租金1160元簽下合同。“當時我覺得和工作人員挺聊得來的，他會針對大學生實習找房問題的痛點和你聊天，不知不覺你就會產生一種信賴感。”他回憶。

­　　陳柏然本以為租房的“磨難”結束了，然而接下來的事情讓他猝不及防。由于看房時不細致，沒有注意細節，房子存在的問題在入住之后逐漸暴露。公共區域地板膨脹破損、地漏附近無人清理的陳年污垢、絕緣膠布繞一圈而脫落的墻面插座、空調線路錯誤而無法使用……與客服聯系幾十次、報修14次的經歷讓陳柏然身心俱疲。

­　　報修中間環節被耽擱、保修保潔工單被任意更改和取消等，與租房App中標榜的“風雨無阻，只怕服務不到位”“太陽也曬不退服務熱情”并不相符，這也成了陳柏然詬病的一點。“6月末入住，門禁卡過了一個月才拿到，每個月的服務費、維修費、水燃氣費也無法查看，各項服務事項沒有細化。”陳柏然表示，自己7月初一大段的投訴內容下，投訴進度還停留著“受理階段”的字樣。

­　　與陳柏然一樣，找到落腳處不意味著就此“安定”。去年暑假，李雨芹來到北京實習，她與學姐在通州區合租了一套一室一廳的房子。租期本來是半年，但剛過兩個月，“意外”就發生了。2017年9月9日晚上，她們所在的小區突然停水停電，李雨芹這才知道她們住的樓早已被劃為違規建筑。“在這之前就有所耳聞，但房東始終否認。”直到被斷水電當晚，大家才意識到尷尬的處境。后來，房東把剩余的租金退還給了租戶，但這不足以安慰那十幾棟樓里住戶們無家可歸的心情。

­　　陳柏然租下房子沒多久，他發現自己簽約的同時，被捆綁了網絡貸款。這意味著他同時與第三方平臺簽訂了貸款合同，時間長短等同于租期，相當于租戶從平臺貸款，平臺一次性把全部租金給租房中介公司，租戶則以每月支付租金的方式向平臺還貸。

­　　據他回憶，中介讓他手持身份證照了照片，并讓他“隨便”寫一家“穩定”的工作單位，因為中介告訴他“填‘實習’租不了房子”。對方向陳柏然反復保證個人信息不會用于別處，他仍心有余悸：“誰知道呢？萬一信息被泄露呢？”

­　　出租屋里的“陌生人社交”

­　　與陌生人合租，對于已經習慣跟同學做室友的大學生來說，既有新奇也有尷尬。盡管住在同一屋檐下，他們卻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中國高校傳媒聯盟的調查顯示，與朋友合租的受訪大學生占69.02%，21.57%的受訪大學生選擇整租房子自己住，9.41%的受訪大學生會與陌生人合住。

­　　魏月覺得“合租房只是一個可以睡覺的地方”，除了早晚洗漱需要與租友分享公共空間以外，早出晚歸的工作不會讓她有時間過多地與租友打交道，盡管有時她需要忍受陌生人奇怪的生活作息。她自認為自己有“社交恐懼”，在合租過程中會刻意避免與陌生租友碰面。因為擔心合租房的衛生間不干凈，她寧愿到公司去上廁所。

­　　結伴租房是一些實習生的選擇，在部分大學生看來，幾個熟識的同學共同租房既可以省下一筆錢，又在互相照應之中多了一分安全。今年暑假，在北京一家單位實習的1個男生和4個女生選擇合租。他們5個人之前便是熟識的好友，共同租下了北京大興區的一套閣樓公寓，男生住在一樓，女生住在2樓。與異性合租沒有讓女生們覺得不便，男生不僅承擔了逛街拎包的“任務”，更會在晚上有陌生人敲門時給足她們安全感。

­　　除了每天往返實習單位近4小時的通勤時間，他們覺得“租房生活幾乎可以用完美來形容”。公寓附近商場、影院、KTV、小吃街應有盡有，下班后男生還能經常去家旁邊的籃球場打打球，家里家具一應俱全，有全自動窗簾、會“唱歌”的智能門鎖……閑暇時光，他們會一起吃零食、看電視，周末一起做大餐，他們常說“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齊齊”。

­　　在大學生眼中，提供住宿的實習“實在是不可多得”。西南民族大學的學生楊宏杰加入了一個大學生暑期實習計劃，和其他入選的224名大學生來到北京實習。他們一同住進位于大興區的一所學校內的集體宿舍，得以省去不少租房的麻煩，更多了一分集體生活的快樂。

­　　南開大學就業指導中心教師王建鵬表示，當前的實習主要分三種情況，一種是實踐教學，屬于教學內容，由各院系與企業聯絡給學生安排實習，會較為明確地安排住宿問題，且大部分安排在本地；另一種是學校與企業有實習協議的，學校要求企業規定學生住宿如何解決；還有一種是學生選擇自己和企業聯系，實際上學校不主張學生去參加這樣的實習，因為學校無法與企業一一核實情況，從而保障實習的可靠與安全。王建鵬認為，不包住宿是企業行為，但企業應該給與實習生相應的建議，所涉及的安全問題都應該在實習協議中表明清楚，“現在一些大學生不是特別在意實習協議這件事，只覺得拿到一個實習offer就應該趕緊開始實習。這也是現在大學生對法制、安全性考慮不太周全的表現。”王建鵬建議，大學生自己找實習時，需要和企業明確責任關系，簽訂實習協議，了解企業是否能幫忙安排住宿或聯系住宿場地等問題。

­　　針對大學生實習租房存在的問題，大連理工大學數學科學學院輔導員李文超表示，大學生在租房過程中要注意選擇，“第一是要與知根知底、品行端正的人合租；第二是務必通過正當途徑租房，挑選手續齊全、治安良好的小區或者公寓；第三是提高安全意識，盡量不要向鄰居透露出自己是一個人住的信息。”(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魏月、陳柏然、李雨芹為化名)（南開大學 夏書言 浙江理工大學 陳新怡 大連理工大學 樸春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