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將忍耐

　　因為很快

　　非常快

　　我們的時刻將來臨

　　而我們將沒有苦難

　　——德國女同性戀之歌《淡紫色的歌》

　　Sodom Berlin？

　　柏林這個城市我去過不止一次，給我的印象首先是整潔，其次是有一點嚴肅，甚至有一點冷漠。最近一次去時，又經常聽到“柏林已經衰落”的說法，這倒也和我的上述印象不難吻合。不過每次想到前些年我買的《柏林色情藝術博物館藏品集》(The Erotic Museum in Berlin)，其中有一章的標題居然是“Sodom Berlin”，而且書中收集了大量反映柏林同性戀的色情藝術作品，就總覺得有點格格不入。

　　柏林色情藝術博物館歷史并不悠久，作為館藏基礎的藏品，主要是從德國幾個著名的色情藝術私人收藏家那里收購來的，那本藏品集十章中至少有三章都與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柏林那些思想前衛情欲放蕩的同性戀風情有關。可以看到當時一批相當有影響的藝術家，在繪畫和工藝品中大膽表現了這種風情。這方面的作品構成了柏林色情藝術博物館館藏的重要部分。該館屬私人所有，館主是一位老太太；這本書的編者則執教于法蘭克福歌德大學，講授色情藝術的文化史，同時也是色情藝術品的熱心收藏者。會不會他們性有偏嗜，所以只關心柏林的這“一個指頭”呢？

　　直到我讀了這本《歐洲同性戀史——柏林、巴黎、倫敦，1919-1939》，才將上面提到的“格格不入”問題解決了——原來柏林當年，真的曾經是一座“索多瑪”呢。

　　古老的罪惡

　　索多瑪(Sodom)城名來自《圣經·舊約》，這座城市位于死海東南，現今已沉沒在水底。《舊約》上說索多瑪是一座耽溺男色的淫亂之城，在現今的英文中，由Sodom一詞派生的詞匯Sodomy被用來指男性之間的肛交，通常直譯為“雞奸”。

　　在古代的日耳曼法律中，對“雞奸”的懲罰包括活埋、閹割、絞刑、火刑等等。后來這些野蠻的處決當然逐漸被廢棄，1794年的普魯士刑法中對此的處罰是苦役并加上笞刑，最終在1872年的國家刑法中形成著名的“第175條”：“所犯的性反常行為，不論是男性之間和人獸之間均可判監禁，同樣將宣布免去公民權利。”德國的同性戀運動，為要求廢除“第175條”前赴后繼奮斗了一個多世紀。

　　在英國，1533年的亨利八世法典對于男女之間、男性之間以及男性和動物之間的肛交這種“卑劣惡行”的懲處是死刑。這些對肛交的嚴刑峻法都來源于基督教的傳統，后來則演變成對刑事犯罪的處罰。十九世紀后期的《刑法修正案》更擴大了制裁的范圍，“所有公開和私下違犯和參與違犯的男性、提供方便和試圖提供方便給一個男性對另一個男性進行猥褻行為的”，都在懲處之例，“可處兩年以內監禁，還可以處苦役”，王爾德(Oscar Wilde)就是該法令最著名的受害人。英國還是歐洲唯一對男性之間手淫治罪的國家。

　　不過，對女性同性戀，英國的法律倒是一向網開一面。

　　在法國，又是另一番風景。雖然以前也有對雞奸的火刑懲處，但從1791年的革命和1810年刑法頒行之后，法國法律就不再對同性戀進行制裁了。所以巴黎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后期開始，取代柏林成為同性戀的世界之都。女同性戀者尤其喜愛巴黎，視之為她們的國際都會。在解釋法國為何對同性戀如此寬容時，人們會提到法國《民法》的主要制定者康巴塞雷斯(Cambaceres)本人就是一個同性戀者。

　　柏林：同性戀的世界之都

　　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被視為同性戀解放的時代。在德國雖然有令同性戀者恨之入骨的“第175條”，但是“柏林警方是隨和的，尤其是同性戀的表達得到寬容。同時，除非舉報，成人間自愿的行為不太可能訴諸法律”。而柏林左翼政黨社團支持同性戀的運動，則開展得有聲有色如火如荼。

　　早在1897年5月14日，世界上第一個致力于保衛同性戀者權利的組織，“人道主義科學委員會”(WhK)就在柏林創建，發起人是馬格努斯·希爾施費爾德(Magnus Hirschfeld)，這被視為同性戀運動史上的奠基性質的事件。該組織的最低綱領就是要求廢除“第175條”，為此希爾施費爾德發起簽名請愿。起先在請愿書上簽名的六百人中，就有許多在今天仍然如雷貫耳的大人物，比如藝術家托馬斯·曼，作家史蒂芬·茨威格，政治家考茨基、伯恩斯坦，社會學家奧本海默，性學家克拉夫特-埃賓，科學家愛因斯坦等等，國外的名流包括左拉、列夫·托爾斯泰等。到1914年，請愿書上的簽名達到四千七百五十人，其中包括三千名醫生和七百五十名大學教授。

　　1919年，希爾施費爾德在柏林建立“性科學學院”，包括一個圖書館和一個博物館。學院旨在匯集關于同性戀的所有各種資料以供研究，同時此處也是尋求幫助的同性戀者的接待中心。希爾施費爾德在成立儀式上的演講中，稱這是“德國和世界上第一個和唯一的這類機構”。“性科學學院”很快名揚國外，包括安德烈·紀德在內的名流接踵來訪絡繹不絕。

　　“性科學學院”最重要的出版物是《中間性別年鑒》，1899到1923年間定期出版，1926年起改由《WhK通報》代替其角色，一直出版到1933年。希爾施費爾德本人四出旅行，在國內外到處演講以擴大影響。在政治上，希爾施費爾德的運動屬于左翼，他說“我們的學會可以確切地稱作革命的孩子”。

　　希爾施費爾德作為同性戀運動的先驅和象征，知名度當然最大。但當時柏林還有別的類似運動，比如走精英路線的“唯一者聯盟”(1903年創立)和走大眾路線的“人權聯盟”(1922年創立)，也很有影響。“人權聯盟”成為德國同性戀群眾最大的組織，1929年有四萬八千名會員，包括一千五百位女性，其支部遍布全國，甚至有了瑞士、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阿根廷、紐約、巴西等海外支部，聯盟的刊物《島》發行到十五萬份。

　　與這些運動相對應的，是遍布柏林的各種同性戀咖啡館和俱樂部，有些咖啡館和俱樂部還在每周不同的日子對男同性戀和女同性戀分別開放。在某些外國人的夸張描述中，這個德國首都簡直就已經被掌握在同性戀者手中了，而大量男妓的存在更吸引了許多國外同性戀者慕名而來，“柏林有歐洲最開放城市的名聲，成為同性戀者的天堂”。

　　歐洲同性戀之三國演義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被視為同性戀的一段黃金時代，但這段黃金時代在德、法、英三個主要歐洲國家中，表現大不相同。

　　在德國，由于為同性戀者爭取權利的運動先驅者們持續不懈的努力，雖然有“第175條”的威脅、有社會上的鄙視和偏見，畢竟營造出了二十年相對寬松的環境，所以柏林在此期間成為同性戀的世界之都。

　　在法國，由于法律不對同性戀治罪，自然就無需希爾施費爾德等人的運動，但這也使得法國在這一時期的同性戀史上相對顯得乏善可陳。法國的同性戀運動——如果一定要尋找這樣的運動的話——主要是以少數名人的活動為軸心的。而這樣的名人，似乎主要也就是馬塞爾·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和安德烈·紀德(André Gide)兩人。普魯斯特在文學才能被肯定的同時，受到一些指責，要他為文學中的同性戀“時尚”負責，他被指責為“是一個病態的人、知識分子中的墮落者”。而紀德經常被法國同性戀者引為同類，他的作品《哥利東》(Gorydon，1924)引起爭議，使他被歸入同性戀作家的行列。事實上紀德本人確實是一個同性戀者。

　　相比之下，英國的同性戀呈現出另一種不同的狀態。論政治運動比不上德國，論名人軸心比不上法國，但是同性戀在英國貴族中卻是很有傳統的。“英國上層社會的男子在各方面都是同性戀的，除了在他們的性生活中。”英國的貴族“公學”制度，被視為滋生同性戀的溫床，九大著名公學中有七所是寄宿制的，各校同性戀盛行。從這些學校出身的英國貴族男性從少年時代起就視同性戀為家常便飯，再將此風帶往牛津、劍橋。難怪許多描寫二十世紀初期英國貴族生活的小說、電影里，總有同性戀之類的主題，比如2008年的影片《故園風雨后》(Brideshead Revisited，又譯“欲望莊園”)，就描寫一個頹廢的英國侯爵之子，先在學校與男同學相戀，然后酗酒，處處與想要他走“正道”的母親為敵。這些作品如果孤立來看，似乎相當“腐朽沒落”，但是放到那個時代的有關背景中再來看，就顯得容易理解了。

　　同性戀史上的布盧姆斯伯里

　　布盧姆斯伯里(Bloomsbury)原是倫敦中北部的居住區，現在經常被用來指稱一個非常有名的英國上流文化人圈子，這個圈子與同性戀也有不解之緣。

　　1905年，弗吉尼亞·伍爾芙、瓦內莎·貝爾(前些年在中國引起官司的、著名的K的英國情人朱利安的母親)等人發起，在倫敦布盧姆斯伯里戈登廣場46號舉行的周四晚會，被視為這個圈子成立的標志。對中國讀者而言，布盧姆斯伯里的著名人物除了上述兩位女士之外，比較熟悉的似乎只能排到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了——正是那個經濟學家。

　　定期聚會搞搞沙龍，在上流社會本來不足為奇，“但是布盧姆斯伯里同時發展出一套性學理論和私人關系，質疑了維多利亞朝的道德基礎”，這才是布盧姆斯伯里的引人注目之處。這個圈子里的男性成員大部分是同性戀者，女性成員中，至少伍爾芙是有同性戀傾向的——難怪她會寫出《奧蘭多》(Orlando)這樣奇情異想的作品。據說小說《奧蘭多》以女詩人維塔為原形，書中很多情節都以維塔的經歷為素材，但是主人公奧蘭多身兼兩種性別，這種曖昧的雌雄同體似乎暗喻著伍爾芙本人的雙性戀情結？1992年的同名電影選擇了身兼兩性之美的女演員斯文頓(T. Swinton)來飾演奧蘭多，可謂深諳其旨。

　　那么在戈登廣場46號的客廳里，通常在談論些什么呢？首先是關于性問題的完全的言論自由，瓦內莎·貝爾寫道：“大家可以毫不皺眉地談論親吻、肛交、口交和愛撫。”伍爾芙說：“性事滲透在我們的談話中，‘男色’這個詞不斷在我們口中出現。我們帶著同樣的熱情和自由來談論交媾和談論善良本性。”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最有影響的性學家、前些年在中國頗有知名度的靄理士(Havelock Ellis)的學說，在這里也在被討論之列——據說有人懷疑靄理士也是同性戀者，“他生活中的所有女性都抱怨他缺乏陽剛和性欲低下”。

　　《歐洲同性戀史》的作者弗洛朗斯·塔瑪涅認為，盡管布盧姆斯伯里圈子并不是由性的無政府主義者構成，但它“至少創造了一種非常自由的生活方式。同性戀和雙性戀是那里的標準，但卻伴隨著情人和伴侶的不斷交換，感情的坦誠勝過嫉妒心”。事實上，布盧姆斯伯里這些成員之間，有著錯綜復雜但卻相安無事的性愛關系。伍爾芙曾在《生命的瞬間》中寫道：“在戈登廣場46號，沒有什么是不能談的，沒有什么是不能做的，這是文明的一次偉大進步。”似可作為布盧姆斯伯里的寫照。

　　革命導師的論述和紅色蘇聯的情形

　　弗洛朗斯·塔瑪涅認為，“馬克思主義者對同性戀的立場從未明確。”但是通過搜尋有關的歷史文獻，還是可以得到一些比較明確的結論。

　　恩格斯以厭惡同性戀著稱，雞奸在他看來是“性挫折和婦女墮落的征兆”，是一種“令人震驚的反天性惡性”。1869年6月，馬克思寄給他一份別人的宣傳冊子，恩格斯回信說：“你給我寄來的是一名非常奇怪的‘同性戀者’的東西。這真是反天性的暴露。雞奸者開始清點自己，而且發現他們在國家內部代表一股力量。他們只是缺乏組織，但在這篇文章之后，似乎組織已經存在了。幸好我們已經太老了，不必害怕在這個黨派勝利的時刻必須用身體向勝利者進貢。但你可以料到，一旦德國北方刑法立法采納‘肛門權利’，那就大不一樣了，對于我們這些用前面家伙的可憐人、受到女人的幼稚引誘的人，這會變得很難過。”

　　關于女同性戀，列寧表示：一個革命女性不可能是同性戀者，甚至不可能是女權主義者。他在1920給克拉拉·蔡特金的回信中說：“我不相信這些女性斗爭的團結和持久，她們的個人羅曼史與政治活動糾結在一起。我也不相信這些好色的、隨便哪個女人都能哄騙的男人。不，不，這一切與革命是不相容的！”

　　據說沙皇俄國對同性戀較為寬容，而十月革命后的紅色蘇聯，對同性戀的管制趨緊。然而在1930年的《蘇維埃百科全書》初版第十七卷的“同性戀”條目中，仍然認為同性戀者不是罪犯，“但以蘇維埃法律來看仍然是一個病人”。不過這樣的病人會受到很大的壓力，許多人最終會屈服(至少在表面上如此)，當時的導演謝爾蓋·愛森斯坦就是一個例子。

　　愛森斯坦是從舊俄過來的人，不過他愿意和紅色新政權合作。如今他在電影史上的地位幾近天神(任何宣稱喜歡電影的人如果不知道他的影片《戰艦波將金號》，就會羞愧得無地自容)，在當時也已經有些名氣。他盡力壓抑自己的同性戀傾向，對友人透露說：“如果不是馬克思、列寧和弗洛伊德，我會成為一個新的奧斯卡·王爾德。”但他只有在柏林和巴黎逗留時才能消除恐懼——具有反諷意味的是，此時德國和法國的同性戀者們還將紅色蘇聯視為對同性戀寬容的典范。最終愛森斯坦坦白了自己的私生活，同意回國結婚。以后也不再被允許拍電影了。

　　1934年蘇聯頒布新的法律，宣布同性戀為罪行，高爾基在《真理報》和《消息報》上謳歌“無產階級人道主義的勝利”，他還造出口號“根除同性戀，法西斯就會消滅”——因為同性戀已經被宣布為“法西斯變態”和“法西斯資產階級的退化”。

　　同性戀與納粹德國

　　納粹主義和“泛同性愛”之間，本來是有著某些絲絲縷縷的關系的。

　　例如，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德國人的審美觀念上，“美貌”大都指一種“兼具雌雄之美”，從魏瑪共和國到后來的納粹第三帝國，“金發、古銅皮膚、纖長的流線型四肢、涂油的服帖頭發代表著永恒的、幾乎消除了性別的理想”。這一點確實可以從那個時期的藝術作品中看出來。

　　又如，漢斯·布呂厄(Hans Bluher)倡導的所謂“男性聯盟”(Mannerbund)，幻想建立一個精英貴族的男權社會，而這個社會需要男同性戀來作為精神紐帶。他寫了《作為情色現象的德國候鳥運動》(1912年)和《男性群體中的情色作用》(1917-1919)兩部著作，在當時很有影響。他想象通過“少年擺脫了母親和最初與婦女的聯系之后，愛上了一個年紀稍長的男子……”這樣的場景，建立起一個全球的“男性聯盟”，最終建立一個“同性友愛的社會”。布呂厄的理論影響了當時許多青少年團體組織，揭示了這些團體組織領袖權力起源的同性愛成分。希特勒讀過布呂厄的著作，還在自己的書中引用過。納粹沖鋒隊組織就實踐了布呂厄的“男性聯盟”思想。所以他的思想曾經在某種程度上充當過納粹上臺的意識形態基礎。

　　甚至在希特勒的“御用導演”萊妮·里芬施塔爾(Leni Riefenstahl)為第三帝國拍攝的電影作品中，弗洛朗斯·塔瑪涅也看到了“使用同性愛美學為體育和歌頌制度服務”的色彩，被提到的電影是著名的《奧林匹亞》(Olympia，1938)，其實里芬施塔爾另一部三十分鐘短紀錄片《自由之日——我們的國防軍》(Tag der Freiheit - Unsere Wehrmacht，1935)在這方面表現得更為明顯。

　　希特勒本人對同性戀的態度，起先一直搖擺不定。他手下的干將中，沖鋒隊首領羅姆是同性戀者，自然主張寬容同性戀；而黨衛軍首領希姆萊則對同性戀深惡痛絕。后來羅姆以謀反被誅殺，沖鋒隊被鎮壓，希姆萊的主張就占了上風。

　　1933年，亦即紅色蘇聯宣布同性戀為“法西斯變態”罪行的前一年，德國的形勢已經急轉直下。是年5月6日，希爾施費爾德在柏林的“性科學學院”被一群受到煽動的大學生搗毀，圖書館的書籍被當眾焚毀。所幸希爾施費爾德正在國外旅行，幸免于難。一直與希爾施費爾德觀點相近的“唯一者聯盟”，也遭到同樣命運。這些組織都被迫停止活動，出版物從此停刊。遍布柏林的同性戀咖啡館和俱樂部紛紛關門歇業。

　　1935年6月28日通過的德國刑法修正案第6款，新的“第175條”自同年9月1日起生效，懲罰范圍大大擴展，“所有由對另一男性的性欲望引起的行為都受到法律制裁，包括手淫，還有以性目的的任何接觸，例如撫摸”。

　　走向寬容

　　1933年的柏林，“同性戀的世界之都”就此陷落，“同性戀的黃金時代”就此結束。此后接過寬容同性戀旗幟的是巴黎。不過，要真正看到法律和世人對同性戀的寬容，人們還要再等三十年。

　　長期不對同性戀治罪的法國，盡管巴黎寬容同性戀，卻在1942年、1960年兩次通過了制裁同性戀的法案。這催生了類似當年德國希爾施費爾德的運動，“同性戀革命行動陣線”(FHAR)于1971年3月成立。1982年法國廢除了制裁同性戀的法律。

　　雖然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西德和東德分別將原有對同性戀的處罰逐漸放松，例如二十一歲以上(后來放寬到十八歲以上)的男性之間自愿的同性戀行為免予制裁，但是直到兩德統一之后的1994年，“第175條”法律才最終真正被廢除。

　　最具深遠意義的事情發生在英國。1954年，關于同性戀的問題在上議院辯論，內政大臣委托約翰·沃爾芬登(H. Wolfenden)爵士著手調查：同性戀和賣淫是否應該繼續被視為犯罪？并請其提出法律改革意見。1957年沃爾芬登委員會提出報告，建議不再將同性戀視為犯罪，也不再將賣淫視為犯罪，并建議修改有關同性戀和賣淫的法律。此即著名的《沃爾芬登報告》——該報告在性學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十年之后的1967年，英國廢除了視同性戀為罪行的法律。

　　當弗洛朗斯·塔瑪涅在1998年通過博士論文《從運動成員、警察、司法、醫療和文學資料出發研究法國、英國和德國二十年代初至三十年代末的同性戀問題》的答辯時，同性戀已經在世界上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地方得到了寬容。能夠拿同性戀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論文能夠通過答辯，本身都是這種寬容的具體表現。

　　附帶提一下，現在國內常見的情形是，一個博士先做一篇博士論文通過答辯，然后尋找機會出版這篇博士論文，如果得到了這樣的機會，那么出版的幾乎總是原先論文的“擴展版”或者“充實版”——很多情況下其實是“注水版”。而這本中譯文達五十余萬字的《歐洲同性戀史》，卻只是弗洛朗斯·塔瑪涅上述博士論文的“縮略本”。有一位德國學者曾送我一本她的博士論文，是研究中國東北地區的土炕砌造的，也是一巨冊，德文小號字密密排印，厚達五百頁。想想人家的博士論文，那要做到怎樣的細致和豐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