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震悲情大合唱中，善良的人們演奏捐款、捐物、捐血的動情音符，我們同災區人民一起共同體會到人性的溫暖。但是，我們也看到，從捐款的整個過程當中也顯露出陰暗，甚至是丑陋。

一 窮人捐款，捐出的是一個“窮”字

　　最受災情震撼的是質樸的百姓，最被煽情打動的是善良的民眾，他們的眼淚最便宜，也最珍貴。面對汶川地震災情，福建的一位骨瘦如柴的貧困老農借100元錢捐款，一位街頭手腳并行的殘疾人像已經瘸腿的孔乙己最后一次站在柜臺前打酒一樣，在捐款的桌子前高舉起自己的一只手遞上自己乞討來的零錢。老農很窮，窮得只有舉債才能獻上一片愛心；殘疾人更窮，窮得失去健全的肢體而淪為乞丐。可是他們都很富，他們富有的愛心閃爍著人性的光輝，他們捐出的幾元錢，比之富豪的百萬捐款同樣令人為之動容，而且催人淚下！

　　手拿窮人的捐款既盛情難卻，卻又于心不忍！貧窮是窮人苦苦掙不脫的災情，殘疾是殘疾人一輩子的災害。地震災害的非常時刻應有非常措施，籠罩在弱勢群體身上的貧困陰影也應該受到關注。中國有3億老人，而擁有社會保險的老人不足6000萬人，中國有8000多萬殘疾人，卻有多少殘疾人蜷縮在街頭，呻吟社會不和諧的音符。建國60年了，現在一年光中央財政的收入達5萬億元，當窮人以濃濃的愛心為地震災區捐款時，政府也應該拿出錢來關注社會中的弱勢群體，這不是捐獻，是職責！我們頌揚窮人的愛心精神，我們還看到窮人捐出的辛酸！

二 富人捐款，露出的一個"富"字

　　商人捐款，百萬千萬的捐，捐出的是錢，掙回的不僅是面子，還是牌子，有點類似于廣告費，當然我們不能貶低無視商人的愛心，商人取之于社會，回報于社會。

　　馬英九為地震災區捐款20萬新臺幣（相當于人民幣5萬元），陳水扁、呂秀蓮也為災區捐款20萬新臺幣，透過捐款看出陳、呂二位頑固臺獨的骨子里，似乎與馬英九先生一樣，血液里也流淌著華夏情。

　　商人們報出捐款的數目順理成章，小馬、阿扁等為什么也要報出自己捐出了20萬新臺幣呢？政府官員捐款的多少是不是他們的隱私呢？在民主社會里，美國、臺灣、香港，他們應該比我們更珍重、更懂得保護個人的隱私，他們紛紛亮出自己的捐款數目，就像他們亮出自己的家產一樣，肯定不是隱私。官員把自己的捐款的數目亮出來，體現的是愛心，展示的是收入，量入而出，愛心得到了最好的體現。

　　假如馬英九是省長的話，馬英九捐出了相當于5萬元的人民幣，那真的省長應該捐出多少錢，又真正捐出了多少錢呢？省長等官員們應該捐出多少，實際捐出了多少是一個謎，這個謎是屬于“隱私”問題還是“隱公”問題？馬英九在捐款時尚未就任“總統”，當然沒有入住“總統府”，住的是馬路邊、和百姓們住在一起的普通的“火柴盒”房子，馬英九就任“總統”依然穿的是縫補過的舊西服和縫補過的舊皮鞋，要說我們的官員擁有的財富都不如馬英九的話，這話連鬼都不信，但官員們為什么不亮出捐款的數目以示愛心，并以這種愛心示范社會呢？

　　有一天“希望工程”工作機構接受了一筆1000元的捐款，這筆捐款在當時來說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工作人員在開據捐款數據時詢問捐款人的姓名，捐款人說“你就寫一個老黨員吧”，工作人員一時非常感動，在捐款人離去的時候她激動地跟在后面目送“老黨員”，她看到捐款人上了一輛高級轎車，她記下了轎車的牌照號，后來他還知道捐款人的講話匯成一本書的稿費就是幾百萬元，她的單位、她個人都買了這本書。

　　假如一位部級高官為地震災區捐出200元的話，這個200元應該是一個話題。有人說捐多捐少是個人的心意，但這句話對政府官員，尤其是級別高的官員來說不合適。一個貧困老農捐出100元的借款，高官應該捐多少？官員是稅收供養的人，官員是社會的楷模，官員應該多捐一點。作為喉舌的媒體無時無刻不在傳遞官員教育人民的聲音，你要有高尚的情操、高尚的道德、高尚的行為。危難時刻方見英雄本色，官員們捐了多少錢的行動就在教育著他的人民。官員捐款的多少既不是個人的隱私，也不僅僅是個人的心意！

　　但是一個部級官員假如真的是捐出200元，并敢于亮出自己捐出的就是200元的話，那我心里對這位官員蕭然起敬。部級官員有部級官員的開銷，部級官員的合法的工資收入也不驚人，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曾說過“我和我夫人兩個人的工資加在一起，也只供得起一個孩子上大學”，這句話也是部級官員的財產公示。如果部級官員捐出的200元錢既有愛心又有廉潔，那么我對這位高官致以崇高的敬禮！在中國，官員以一個行為來亮出自己的廉潔就如萬花叢中一點紅，驚艷驚魂！（僅以此段文字回應本博曾發表的《部長捐款200元》）

三 麥當勞門前的逼捐，喊出的是一個“丑”字

　　撇開自己的政府官員，其他任何國家、組織、個人捐款的多少，我們都應該視為是“人家的心意”。對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發生的災難是否捐款，捐多捐少，自有人家的度量依據，可是我們的愛國憤青在媒體的煽情下，指責美國捐出的太少，指責姚明捐的太少，指責麥當勞、可口可樂、肯德基是“鐵公雞”，更有甚者，一群在愛國名義下丟盡國臉的愛國憤青們在四川南充演出了一曲圍攻麥當勞門店的鬧劇、丑劇。這種行為就如憤青結婚時對憤青的親戚送來200元賀禮，憤青卻大聲的責問：你為什么送的這么少？麥當勞門店的圍攻鬧劇比之家樂福門口的抵制行為，不但失去理性，而且無比丑陋，甚至是丟掉人性。這種“逼捐”行為極大的傷害了捐款人的心，這種行為所暴露的“我的中國心”不但可惡而且令人可怕！當愛國憤青們指責別人，尤其是指責外國、外國企業捐款太少的時候，你是否應當想想你的“逼捐”以及已經暴露出來的如同“逼捐”的各種行為是不是人家少捐的理由呢？或許人家挖根就沒有因你的行為而左右捐款數額。中華民族記住的是滴水之恩，亙古罕見的愛國憤青的丑陋的行為不僅僅是憤青之過，如果多事之秋頻繁地展示憤青們類似麥當勞門口的愛國行為的話，而這種行為又被冠之以“愛國”的名義予以引導的話，那么“大國掘起”的中國形象形象就是一個“仇”字，好像要產生“我說全村人不好，全村人說我不好”的效應。逼捐就是強奸，有人指責王石不該叫自己的職工只捐10元錢，但許多領導在職工自發捐款后又強迫職工捐出一個指定的數字，這些拿職工的血汗錢為自己長臉的領導更應該被千夫所指。

四 公眾對捐款使用上的問安聲中，問出的是一個“臟”字

　　自災后捐款以來，人們對捐款使用的質疑聲就不絕于耳，諸如10000元一頂的帳篷，成都富豪小區里出現的救災帳篷，救災工作人員吃6000元一席的豪華宴。雖然這些質疑均以謠傳而辟開，但是仍然化解不了人們對自己所捐獻善款的安全擔憂。善款不能善用，并不是捐款人的空穴來風，是一個個活生生的貪污、挪用救災款的典型事例回放在眼前，是身邊官員的惡行“教育”了善良的捐款人，即便是以“逼捐”的形式強迫黨員交納的“特殊黨費”，培養、提拔、考核干部的組織部門也不忘記給自己留一點“辦公經費”，更不要說黨員普遍交納的黨費沒有一個透明的公開的收支帳目。即便是在這次地震捐獻中，在紀委、法院等部門要嚴懲不怠的高壓下，截至到寫本文時候，四川省的有關部門已公布出救災工作中的66件價格違法違紀事件和96件其他違紀違法事件。數字是枯燥的，事后揭露的丑聞卻又是如此的觸目驚心！觸動的是善良的百姓，觸不動的是貪婪的官員。據報道，不是官方的官方，即中國紅十字會的各級機構人員工資比當地公務員工資還要高2—3倍，紅十字會工作人員出國“考察”像進出自家的菜園，而紅十字的錢款可都是善款啊！難怪賽車手韓寒捐款數額為零，卻自組車隊拉救災物資到災區自己分發。難怪福建商人賴金土帶著商界朋友自發捐款的28萬元現金，親赴四川災區，夜宿災區農村，挨家挨戶幾百元、幾千元發放救災款。不是每個人、每個單位都能夠把自己的一點捐款親自送到災區，但一兩個個別行為連同捐款人對善款的問安聲，折射的是對某些人、某些單位的不信任，也就是“信任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