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做一個反對黨很難”

　　“在新加坡，做一個反對黨很難。”時年77歲的林依平老人感慨道。他家住在丹戎巴葛，正是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所在的選區，是傳統的“反對黨禁區”。老人半開玩笑說：“我跟他斗了幾十年了。”

　　新加坡工人黨成立于1957年。林依平于1959年入黨，是該黨內目前健在的黨齡最長、年齡最長的一位老黨員。是以盡管他從未當選過國會議員、出任過任何公職，但在近年來工人黨舉辦的各項活動中，他都位列主席臺。3月2日林依平也在其他8位工人黨籍國會議員簇擁中，上臺同唱《愛拼才會贏》。

　　54年黨齡的林依平見證了一個新加坡反對黨的發展歷程。“過去，人民行動黨很專制，只要你反對它，它就說你是共產黨，然后就把你抓起來，搞白色恐怖那一套。”做了那么多年的工人黨義工，他說自己很幸運沒有被抓過，“但我的好多身邊同志都被抓進去了，人民行動黨用《內安法令》之名，不經審判就把你扣押幾十年。”

　　所謂《內安法令》（ISA）源自英國在馬來亞殖民當局于1948年頒布的緊急條例，初始是針對馬來亞共產黨（簡稱“馬共”）。“1950年代，我們新加坡在爭取脫離英國殖民統治，李光耀當時許諾，在新加坡自治后要廢除《內安法令》，可他一上臺就用《內安法令》把新加坡的左派全逮捕了。“當時新加坡左派居多，李光耀和人民行動黨也是以民主社會主義為綱領的。”林依平說，正是出于對李光耀的極度不信任，促使一批中左翼人士于1959年新加坡自治之后，加入工人黨。

　　林依平說，與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一些新加坡政黨不同，工人黨從不去搞街頭示威、武力抗爭或者罷工游行，“無論人民行動黨是否尊重法律，任意篡改條文，我們一開始就提出要在憲法框架內與人民行動黨斗爭。”由于無法在競選時獲得足夠的資源，工人黨直到1981年之前都顯得默默無聞，“我們工人黨那時就是一個根本沒多少人參加、沒什么影響力的小黨。”

　　改變來自于1981年時任工人黨秘書長的惹耶勒南，他擊敗人民行動黨候選人，贏得安順選區補選，這不僅讓他成為新加坡獨立以來首位反對黨議員，也改變了工人黨的走勢。“沒有國會議席，我們沒有辦法強大起來，只有我們的人進了國會，新加坡民眾才會了解工人黨。”

　　然而好景不長，惹耶勒南于1986年被控偽造工人黨賬目獲罪，失去了國會議員資格。1998年，試圖東山再起的他，又被控誹謗罪，后因延遲賠款于2001年被新加坡高等法庭宣判破產，由此喪失參選議員的資格，也從此退出了工人黨。

　　吳明盛曾說過，惹耶勒南的境遇可以說明，在新加坡一個人想以反對黨身份從政，將會面臨怎樣的困局，“首先要面臨家庭壓力，從投資角度，肯定是虧本生意，風險比收益要大。你的太太、伴侶覺得值不值得，做許多吃力不討好的事情，花錢花精力，影響家庭素質，影響與家人的時間。過了這關，有些親屬是靠政府的，他們就會擔心受牽連，你還會失去許多朋友。這兩關過了之后，就要看執政黨用什么手段對付你，以前他們是用《內安法令》，后來他們是在法庭告你誹謗。”吳明盛說他現在安家在香港，“我對我太太說，如果我在新加坡被抓了，你千萬不要回來。”

李光耀：如果投票給反對黨，你們這里就會變成貧民區

　　1991年，劉程強贏得后港選區最終使得工人黨在新加坡的政治版圖中爭取到了“根據地”，在他2011年轉戰阿裕尼之前，他連續在1997、2001和2006年三次大選中連任。

　　不過后港的選民也因此“付出代價”，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后港地區存在組屋翻新滯后、公共交通規劃不周等問題，工人黨支持者們認為，這是新加坡政府有意對后港選民進行“懲罰”。

　　從事印刷業的企業主沈文慶，辦公室就設在實龍崗。他認為正是人民行動黨的“意氣用事”讓選民倒向工人黨，“人民行動黨把選舉和政府組屋翻新混為一談，不管是后港還是波東巴西都是這樣，新加坡人是不可以威脅壓迫的。只要合理的新加坡人會聽，不合理的就會反抗，新加坡人有這個骨氣。可是人民行動黨不理解這個心態。 你不選我，我就不翻新，地鐵就不經過 ，結果票輸得越多。人民交的稅，本來就是應該去做的事情，不應該成為政治工具，執政黨更不能利用這些工具，這樣永遠得不到人民的信任。”

　　回憶起2011年親歷的阿裕尼集選區選戰，對人民行動黨有著深深失望的沈文慶說，“我一直不覺得人民行動黨會在這里輸掉。問題就出在2011年大選前，李光耀講， 如果你們投給反對黨，你們這里就會變成貧民區 。”沈文慶說，新加坡人是很明哲保身的，在那以前沒人愿意多談政治，“但那幾天大家說， 你要投反對黨，太過分了 。大家都忍到極限了。”

　　吳明盛從獨立思考的學者，一步步走向前臺成為反對派，也源于人民行動黨的競選策略。1997年大選，惹耶勒南與鄧亮洪、陳民生等人組成工人黨五人競選團隊，參選靜山集選區。當時吳明盛與母親就住在那里，鄧亮洪出色的語言表達能力給選民耳目一新之感，“人民行動黨為了贏選票只會對選民說， 你們不投給我們，這里組屋就不會翻新 。我對這個非常反感，這擺明是懲罰政策。那時我27歲，沒有結婚，我決定了如果我要留在新加坡，為了下一代，一定要改變這個國家。 你的一票是可以被收買的 ，這樣的價值觀怎么可以延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