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消息，5月29日，“百名紅通人員”、外逃職務犯罪嫌疑人肖建明主動回國投案并積極退贓。而就在前一天，“百名紅通人員”、浙江省外逃犯罪嫌疑人莫佩芬回國投案。

　　記者梳理發現，5月份主動投案的還有云南省委原書記秦光榮，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黨組副書記、理事會主任劉士余，湖南省常寧市委副書記唐奇林，河南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原巡視員陳海勤，云南省城市建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許雷，黑龍江海事局黨組成員、副局長許彥春等。

　　越來越多“問題干部”主動投案，被輿論稱為“主動投案潮”。

　　人們不禁要問，“問題干部”緣何主動投案？

　　監察體制改革以來主動投案人數增長明顯

　　據廣東省紀委監委日前發布的數據，黨的十九大以來，廣東共有500余人投案，其中2018年有408人，超過前5年總和。

　　這一現象并非廣東“特例”。2018年湖北有106人主動到紀檢監察機關投案，而往年平均僅為個位數；2018年，湖南省投案和主動交代問題的人數同比增長5.8倍。

　　隨著監察體制改革不斷深入，主動投案人數在全國很多地區顯著增長。數據顯示，黨的十九大以來至2018年底，在反腐敗高壓態勢下，全國共有2.7萬名黨員干部主動交代了違紀違法問題，5000余名黨員干部主動投案。

　　懲腐高壓態勢帶來的強大震懾，監察對象的“擴容”，監督全覆蓋的實現，促使投案人數上漲。監察法規定了六類監察對象，在法律層面上將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全部納入監察范圍，很多此前行使公權力卻游離于監督之外的人不再“沒人管”。監察體制改革后，河南省監察對象從90萬人增加到203萬人，黑龍江省監察對象從29萬人增加到105萬人……

　　據報道，云南省玉溪市監察委員會正式掛牌成立當天，就有華某、譚某2人來到市紀委監委主動交代問題。同樣發生在玉溪，該市通海縣2名公職人員在監委成立不久后即主動投案。

　　“監委成立后我就一直想，‘全覆蓋’會不會覆蓋到我身上，每天吃不好、睡不著，最后鼓起勇氣來主動交代，因為這是我唯一的出路……”通海縣教育局張某某帶著自己收受的1萬元現金來到該縣紀委書記辦公室，交代了在替別人調動工作過程中收受好處費的問題。

　　“原來我一直心存僥幸，認為紀委主要是管領導干部的，可能管不到我們中學校長。”通海縣某中學校長張某某到縣紀委監委主動交代問題，“我從媒體上看到市監委成立當天就有2人主動投案，清醒認識到必須抓住最后的機會，不然后果將很嚴重。”

　　國家監委成立后，追逃追贓力度不斷加大，讓越來越多心存僥幸的外逃人員放棄幻想回國投案。監察法專列一章，對開展反腐敗國際合作做出規定，明確“國家監察委員會統籌協調與其他國家、地區、國際組織開展的反腐敗國際交流、合作，組織反腐敗國際條約實施工作”，并賦予了“查詢、監控涉嫌職務犯罪的公職人員及其相關人員進出國（境）和跨境資金流動情況”等權力，成為追逃追贓的履職“利器”。

　　各級監委會同檢察機關、公安機關等部門，抽調精干力量成立追逃追贓專案小組，建立案情互通、信息共享、線索移送、結果反饋等機制，實現追逃追贓工作跨部門無縫對接和有效協作，形成強大工作合力。

　　“看到出逃人員陳愈愈被捕歸案的消息后，對我的觸動很大。”2019年1月23日下午，74歲滿頭白發的三亞市原機械電子工業總公司黨支部書記、總經理陳鴻堯潛逃7年后主動到三亞市公安局投案。

　　4月25日，潛逃20年的職務犯罪嫌疑人姜世強在家人的陪同下，攜帶3個房本和80余萬元現金到北京市海淀區紀委監委投案，并積極退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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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紀違法干部主動投案人數增長與監委成立的時間點高度契合，充分體現了監察體制改革的制度優勢正逐漸轉化為治理效能。”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認為，懲治腐敗的決心堅如磐石，制度的籠子越織越牢，追逃的“天網”越織越密，監督的觸角不斷延伸，違紀違法人員的僥幸空間就越來越小。

　　什么力量促使他們主動投案

　　犯了錯的干部迷途知返，主動向組織交代問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到近年來懲治腐敗高壓態勢的強大震懾。

　　“領導干部退休15年后投案的，還是頭一次碰到。”2019年2月，在浙江省委巡視組完成對紹興市的巡視后，紹興市政協原副主席陳建設主動向省紀委監委投案，而陳建設早在2004年9月就已退休。

　　什么力量驅使退休15年的陳建設選擇投案？“高壓反腐的強大威懾力。”莊德水告訴記者，一是頻頻查處的離退休貪官讓其清醒認識到，退休不等于“平安著陸”；二是巡視利劍的震懾作用得到充分發揮。不久前，溫州市泰順縣委原副書記、政法委原書記周秀松，湖州市政協原主席吳水霖都是在巡視反饋當天即被帶走留置，這樣的處置方式在當地形成很大震動，讓陳建設受到很大觸動。

　　“在強高壓、長震懾的氛圍中，越來越多‘問題干部’認識到難逃審查調查，便放棄了幻想。還有的是同案人員被查后擔心被牽出，與其擔驚受怕、惶惶度日，不如早點說明問題，早點解脫。”莊德水分析說。

　　“反腐敗的高壓態勢下，連行賄人也坐不住了。”今年5月，湖南省長沙市2名涉嫌向公職人員行賄者主動投案。其中一名是湖南華良電器實業有限公司、長沙中意實業發展有限責任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長趙宇，因涉嫌向公職人員行賄犯罪，于2019年2月21日被長沙市望城區監委立案調查。出逃107天后，趙宇于5月23日主動回國投案。

　　在掃黑除惡“打傘破網”的高壓態勢下，許多“保護傘”主動向紀委監委投案。據統計，截至5月7日，湖北省已有66名涉黑涉惡公職人員主動投案；4月12日至5月6日，不到一個月時間，安徽省共有19名黨員干部和公職人員主動投案，交代與黑惡勢力有關聯的問題。

　　看到別人主動投案得到從寬處理，越來越多“問題干部”選擇相信組織，主動交代問題。

　　2018年12月27日，江蘇省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公開開庭審理了河北省政協原副主席艾文禮受賄一案。該案系《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實施以來，首例攜帶贓款贓物主動到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投案的案件。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艾文禮具有法定、酌定從輕、減輕處罰情節，依法可對其減輕處罰。最終，艾文禮因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八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三百萬元。

　　專家認為，對艾文禮減輕處罰，是依規依紀依法懲治腐敗的體現，能夠促使更多違紀違法干部改過自新。

　　將懲前毖后、治病救人貫徹到底

　　不僅要主動投案，還必須如實交代問題。

　　實際審查調查中，紀檢監察機關發現，個別上門投案的干部為了避免懲罰避重就輕，用簡單違紀事實代替違法犯罪事實，或僅供述部分違紀違法事實。

　　2017年4月，已退休兩年的岳陽市地方海事局原局長劉岳華得知市紀委調閱了市地方海事局有關資料后，匆匆從外地乘飛機趕到市紀委。但他沒有如實交代舉報中反映的有關問題，而是稱因自己堅持工作原則才被反復舉報，不存在違紀違法問題。2018年3月，劉岳華因嚴重違紀被開除黨籍，取消退休待遇，其涉嫌違法犯罪問題線索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上述這般欺瞞組織、對抗調查的行為，終究逃不過執紀執法者雪亮的眼睛。

　　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副研究員王希鵬認為：“對那些迷途知返、認錯悔過的同志要伸手挽救，給政策給出路；對那些并非真心悔過，想鉆空子‘大事化小’的投案者，要仔細甄別，嚴肅處理。只有堅持寬嚴相濟，才能實現政治效果、紀法效果和社會效果相統一。”

　　對于主動投案、如實交代問題的干部，各級紀檢監察機關精準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在依規依紀依法嚴肅查處違紀違法人員，持續保持懲治腐敗高壓態勢的同時，注重對干部的教育和挽救。

　　“我過來把我的問題交代清楚。”5月10日上午，浙江省衢州市供銷社副主任高金堅帶著15萬余元現金及銀行卡到市紀委監委第二監督檢查室投案。這是浙江省在全省開展警示教育月活動以來，首個主動投案的處級領導干部。

　　“我意識到對抗組織只是徒勞，只有主動投案，向組織徹底坦白交代，爭取組織寬大處理才是唯一出路。”高金堅說。

　　很多紀檢監察機關發布公告，對主動投案者依規依紀依法給予寬大處理，勸誡“問題干部”拋棄僥幸心理、放下思想包袱，選擇相信組織、依靠組織。

　　5月20日，黑龍江省紀委監委發出通告，正告涉黑涉惡腐敗及充當“保護傘”的黨員干部和公職人員，一個月內主動交代本人違紀違法問題的，紀檢監察機關將依紀依法從輕或者減輕處理；違紀違法情節較輕的，可以依紀依法免予黨紀政務處理。

　　除了警示教育和政策感召，還有一些紀檢監察機關出臺相關制度規定，讓主動投案工作有據可依，處置更加精準。廣州市紀委監委制定了《關于主動交代問題和自動投案的信訪處理工作規程（試行）》，從加強請示報告、快速處置移交、確保安全保密等細節入手，對處理黨員、監察對象通過來訪、來電、來信和網絡等渠道主動交代問題和自動投案進行規范和細化。

　　十九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工作報告明確指出，保持高壓態勢，持之以恒正風肅紀，堅定不移反腐懲惡，把“嚴”字長期堅持下去。

　　在懲治腐敗的高壓態勢下，我們黨一貫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這為誤入歧途的黨員干部和公職人員指明了出路：只有主動向組織如實交代問題，真誠認錯悔錯，才能重新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本報實習記者 劉澤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