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歲的莫正才老人坐在他的已有百年歷史的古樸雅致的農家小院里，手里拿著一本臨時裝訂而成的18開大小的“書”，書名是“仇和”二字，內容則是連日來媒體關于仇和落馬消息的各種報道與評論。

　　3月15日，全國兩會閉幕當日，中紀委發布消息，云南省委副書記仇和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組織調查。3月18日，仇和被免職。

　　對于有關仇和的這個消息，莫正才老人很關心。仇和是近20年來中國官員群體中最具爭議的“明星式”人物，從江蘇到云南，其行政軌跡一直伴隨著以大拆大建為典型特征的各種“大手筆”。而經過一番抗爭，莫正才老人的小院以及他所在的村莊最后于仇和強力推進的“城市化”中“幸免于難”。

仇和官場生涯伴隨大拆大建：要求公務員帶頭拆防盜籠

宏仁村故事

　　莫正才所在的村莊叫宏仁村，轄于昆明官渡區矣六街道，距市中心約20公里，仇和主政昆明時期修建的地鐵在村東不遠處通過，緊鄰著地鐵的另一側，是規模龐大的被當地人稱為“新螺螄灣”的“中豪·螺螄灣國際商貿城”。“新螺螄灣”的老板劉衛高，是從江蘇一路跟隨仇和來到昆明的浙江籍商人，此時，他已辭任中豪商業集團董事長之職。

　　宏仁村現有700余戶人家，2000多人。大概在2006年之前，這里還是靜謐的鄉村。宏仁村所在的滇池東岸一帶，一直都是昆明的“菜籃子”，宏仁村則早在1949年之前就已在種植蔬菜了，據莫正才說，在“城市化”浪潮席卷這個村莊之前，單單宏仁村就承擔著昆明城約1/4的蔬菜供應量。這種局面隨著2006年前后新亞洲體育城在村北不遠處的修建被打破，宏仁村的土地先是被體育城項目征用一部分，仇和主政昆明后，其主導的“新螺螄灣”項目又征用該村土地，村里的田地至此被征用殆盡。

　　“新螺螄灣”體量龐大，目前已建成的一、二、三期項目從南往北綿延數百米，其周圍是拔地而起的用以經營銀行、酒店的各種高樓，住宅小區亦星羅棋布。在“新螺螄灣”的主人劉衛高與背后主導者仇和先后出事前，這個項目仍在擴張，劉衛高曾設想，其最終的占地面積將達到12000畝。

　　這種擴張再次波及與其毗鄰的宏仁村。2010年，由村民自己出資在老村西面修建的宏仁新村剛剛落成，即傳來新村與老村要被一起拆遷的消息。宏仁新村共建房屋502棟，都是六七層小樓，村民每戶一棟。“這是用我們賣菜的積蓄與征地補償款修的房子，自己買建筑材料，所以質量非常好，從2005年開始修，一直修了5年才完成，我們不愿意拆。”莫正才回憶。

　　拆遷補償條件則“一刀切”：新村3500元/平方米，老村3000元/平方米。莫正才居住的小院建于民國初年，是被稱為“一顆印”的滇池東岸的典型民居，土木結構的二層小樓圍成一個方方正正的四合院，保存完好。而這種風格的老建筑在宏仁村還完整存留一處，據莫正才介紹，那一座比他這一座還要古老。“他們不管這些，都要拆掉”，補償價格也同于老村其他普通住宅。

　　據莫正才介紹，為了完成拆遷，“城中村改造指揮部”先是對宏仁村進行“經濟封鎖”。宏仁村當時租住著數千名來自各地的“新螺螄灣”務工者或生意人，村里到處都是超市、飯店、旅館，“他們不準這些商鋪開業。”

　　莫正才認為，當年發生的這起事件，背后一定有仇和的身影。“調來那么多人，不會不經過他的同意。”而為了抵制拆遷，莫正才等幾個村民代表曾多次到省、市有關部門上訪，據他講，有一次，省國土廳一位工作人員告訴他們：“你們不要再來了！國土廳怎么能管得住仇和！他是副省級干部，是昆明市城中村改造指揮部的‘政委’！”

　　仇和強力推進的城中村改造，遭遇抵制的并非僅宏仁村一例，只是宏仁村成為罕見的抵制成功者。在2010年的群體性事件發生之后不久，對于新村的拆遷即宣布“暫停”，而對于老村，強拆雖繼續推進，由于村民的抵制，實際上從2013年直至仇和落馬，一直處于停滯狀態。

好大喜功的“強勢書記”

　　在昆明開了40年診所的盧速江在仇和任市委書記時就曾匿名舉報過仇和，這和盧的親身經歷以及觀察有關。有一年，盧速江去工商局辦執照，卻被告知，只有房產證上標注“商鋪”的才能辦理，盧開診所，一直租用別人住房，是“住宅”，非“商鋪”，因此一度不能繼續辦理。而當時正值“新螺螄灣”開業，市內“老螺螄灣”及其他一些批發市場被關閉，盧速江判斷，仇和制定的“工商執照新規”與關閉其他批發市場一樣，“都不過是為了把商鋪逼往‘新螺螄灣’。”

　　“仇和這個人太霸道了，”盧速江回憶，“有一年，他為了市容美觀，要求居民必須把防盜籠都拆了，就這個事，很多昆明人都恨他。”盧速江向有關部門寫了匿名信，舉報仇和“仇恨和諧”。

　　十幾年前，盧速江在昆明西山區馬家營買了一個17平方米的商鋪，用于出租。2010年前后，馬家營進行城中村改造，其商鋪所在的永豐商住城也被征用，由金地地產開發房產，后來他們知道，永豐商住城并不屬城中村改造范圍，也是被地產項目以商業目的“擴大化”，盧速江不滿個人權益被侵害，堅決抵制，盡管他的商鋪已被推倒，至今仍拒不簽字。2014年12月以來，他已先后兩次遭受不明人士的毆打。

　　在仇和主政昆明時期，為強力推進城中村改造，從市里到各區，專門成立城改辦，“城改辦權力很大，他們管的事情，住建局、國土局這些部門就不用管了。”而仇和本人，不僅牽頭昆明市城中村改造指揮部，還牽頭昆明市規劃委員會。當地媒體界人士蘇先生說，自從仇和擔任規劃委“政委”以后，“規劃三天兩頭改，比如對當時正在建設中的呈貢新區的規劃，就幾個月修改一次。”

　　在某省級機關工作的王女士說，2010年，仇和曾推進一項“拆違透綠”市政舉措，要求把違章建筑都拆掉，建一些小花園，“這很不錯，”但是，“他要求把防盜籠都拆掉，要公務員帶頭拆，這個事情就做得很不好。”

　　王女士回憶，那一年，仇和強硬要求“昆明市的干部，包括事業單位的，必須在12月10日之前把家里的防盜籠拆掉，不拆的就‘回家’。因為受到抵制，后來他改為把防盜籠‘收回來’，與墻體平行就行了，這個仍受到抵制，就改為只是在主要街道推行”。

　　據王女士描述，在拆除防盜籠的政策推行之初，仇和最強硬，要求必須拆掉，而且不準裝新的，“一些省級機關單位的人就說，這是你們市里的要求，我們是省里的，你管不著，不要理他那一套。”一位曾在盤龍區任副區長的退休老干部，患有肺心病，住在一樓，他就說：“隨你怎么辦，我就是不拆，我有病，不能關著窗子睡覺！”這位老干部堅決沒有拆。

　　就像一些“主流”看法一樣，對于一向以“改革官員”面目出現的仇和，媒體界人士蘇先生原本也充滿了期待，但在親歷了一些事情后，馬上改變了這種印象。一次是在2010年春，昆明開始干旱，仇和主持召開水利工作會議，在會上，仇和說昆明應該建設幾個大水庫。蘇先生之后到西山區水務局采訪，該局一位官員即向他抱怨：仇和這個人干事情不經過腦袋，建水庫要進行嚴格論證，要論證水源從哪里來、地質條件如何、會否引起地震等等，哪里能隨隨便便就說要建幾個。后來昆明也沒有建水庫。

　　還有一次，在仇和的主張下，昆明市做了一個“雨污分流”工程，即把雨水與污水通過不同的下水道來處置。蘇先生回憶，當時仇和不但要求主干道要鋪雨水管與污水管，還定了幾百個小區或單位進行改造。“很多單位抵制，比如一家電網公司，就說它的地下全是電網，這樣改造會出事。”此后不久，仇和到滇池視察，又講到“雨污分流”，“他說以前我們也有誤區，覺得雨水和污水要分開來處理，現在要轉變觀點，城市里的雨水也是污水，還是應該走污水管。”該工程就此不了了之。

　　據蘇先生介紹，仇和還一度要求昆明市的公務員每人要學會100句老撾語和緬甸語，也是很快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