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市第一市區人民檢察院

中山市火炬開發區裕龍花園

　　被關押一年零四個月之后，李登萬以“緩刑”的名義走出看守所，但依然沒有走出中山為他精心編織的“有罪布局”。

　　放在全國范圍內看，這都算得上是一起被忽視的特大案件：工程承建方拖欠農民工工資4000萬元引發勞資糾紛之后，中山警方為了保護工程承建方的“利益”，以“欠薪”的罪名拘捕了討薪工頭李登萬。

　　在廣東中山市，這起討薪事件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壓，農民工尊嚴在經過反復地蹂躪之后，李登萬已傾家蕩產。

　　在四川蒼溪老鄉們的眼里，李登萬是成功的“農民企業家”。12年前，他帶領家鄉山區的老鄉來到廣東務工，在鱗次櫛比的高樓間揮汗如雨，由于他卓越的組織和領導才能，當老鄉們推舉他為工頭之后，李登萬把自己的聰明才智發揮到了極致。幾年以后，李登萬即被四川南充興運勞務公司(以下簡稱“興運勞務公司”)任命為項目經理，專門負責該公司在廣東省建筑業務的勞務施工。

　　2010年，李登萬代表興運勞務公司承包了中山市“裕龍花園”的勞務施工項目，此后，他的命運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

中山裕龍花園停工始末

　　如果不是“裕龍花園”事件的發生，李登萬肯定已經由“農民企業家”變成了真正的房地產開發商，作為從大山里走出來的漢子，這也是他一生的美夢。幾乎就在一夜之間，這個美夢無聲無息地破滅了。

　　“裕龍花園”項目由中山市大龍嘉盛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龍地產”)開發，承建商(即“總承包方”)系江蘇廣宇建設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江蘇廣宇”)。經公開招投標之后，李登萬代表興運勞務公司承攬了裕龍花園的勞務施工。

　　江蘇廣宇與興運勞務公司于2010年9月20日、2011年1月15簽訂的兩份《工程施工勞務合同》載明：工程面積18萬平方米，勞務工資總造價7000余萬元。

　　截至2011年9月，興運勞務公司已經完成工程量12萬平方米，最高的樓房已經建到20層。按照雙方的約定，江蘇廣宇應該向興運勞務公司支付約4000萬的勞務工資。同時，在一年的施工過程中，李登萬按照江蘇廣宇要求，已經為其墊付了1300萬元的工程材料款，兩項共計5000余萬元。

　　但是江蘇廣宇只是分11次償還了李登萬墊付的1300余萬元材料款，約4000萬元的民工工資卻一直未按照合同的約定支付。

　　已經舉債墊付將近3000萬元勞務工資的李登萬實在無法支撐下去了，興運勞務公司多次給江蘇廣宇去函，要求其按照合同約定支付民工工資，但江蘇廣宇一再推諉。

　　同時，2011年國家出臺了對農民工工資上浮40%的文件。江蘇廣宇已經為同樣承接裕龍花園其他樓盤的河南城市建設公司上調了100元/平方米。興運勞務公司多次給江蘇廣宇以及該公司董事長吳冠華去函，要求按照國家的政策一視同仁，按照同等價格結算，大家都是農民工，都是靠勞動力生存。

　　相關資料載明，從2011年3月到9月的半年時間里，興運勞務公司多次致函江蘇廣宇，要求對方按照工程進度支付農民工工資，并根據國家出臺的文件，將工資標準上浮100元/平方米。李登萬也多次赴南京與江蘇廣宇方面交涉，但依然未能要到勞務工資。

　　2011年9月29日，興運勞務公司向江蘇廣宇發出“最后通牒”：民工已經連吃飯的錢都沒有了，若不支付工資就停工。江蘇廣宇的回答依然是“沒有錢”。同日，興運勞務公司即給江蘇廣宇和監理等相關單位發出了《暫停施工通知》。

　　9月30日，興運勞務公司所承建的裕龍花園工地停止施工。停工期間，李登萬找到裕龍花園所在地的中山市火炬開發區勞動局、公安局、建設局等多家單位協調解決，因江蘇廣宇的主要負責人未到場而無結果。

惡意欠薪在警方“異變”

　　江蘇廣宇的惡意欠薪行為引起了中山有關方面的高度重視，在中山市火炬開發區人民政府的督促之下，江蘇廣宇于2011年10月10日派員駐進了工地。

　　“當時入駐工地的大約有50人，這些人都是江蘇廣宇雇來的打手，”興運勞務公司一位經歷過這次事件的民工告訴記者，這50多個紋身的彪形大漢不是來給我們發工資的，而是來威脅我們的。

　　由于江蘇廣宇“入駐工地的50人”并沒有解決民工工資的發放問題，反而引發了民工的憤怒。10月12日，討要工資的民工與江蘇廣宇“入駐工地的50人”發生了打架斗毆事件，致使雙方均有人受傷住進醫院(均為皮外傷);10月13日，10余民工再次自發組織堵住了裕龍花園工地大門，后經李登萬親自出面疏散了堵大門的民工;10月14日，部分民工來到開發商大龍地產駐地中山市天和溫泉度假村，并打出了“向江蘇廣宇討要血汗錢”的橫幅，后被警方疏散。

　　事實證明，江蘇廣宇不支付民工工資是嚴重的惡意欠薪行為。大龍地產2012年2月14的一份《證明》材料載明：“到2011年9月30日止，我公司共向江蘇廣宇建設集團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人民幣7500萬元”。

　　裕龍花園工地民工于2011年10月12日、13日、14日討要工資的過激行為肯定不值得提倡，但問題的根源是“江蘇廣宇惡意欠薪”。這種因欠薪引發民工用過激手段討薪的事件在全國非常普遍，有些地方已經將這些惡意欠薪的建筑企業列入了黑名單，并責令整改，且在整改期間不得參加任何招投標活動。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江蘇廣宇的惡意欠薪行為于2011年10月19日發生了“異變”。當天傍晚17點40分，李登萬因“涉嫌惡意欠薪”被中山市火炬開發區公安分局刑事拘留，而興運勞務公司在裕龍花園的另外一名管理人員陳金龍因“涉嫌搶劫”同樣被刑事拘留。

　　那么，李登萬“涉嫌惡意欠薪”是怎么“誕生”的呢?中山市火炬開發區公安分局東城派出所一份《接受刑事案件登記表》“報案內容”一欄記載著以下內容：“2011年10月19日，江蘇廣宇建設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陸紀成到我公安機關報案稱，2010年9月20日，江蘇廣宇公司將中山開發區裕龍花園工地承包給四川南充興運勞務開發有限公司李登萬，雙方已簽訂合同并由江蘇廣宇公司預付1300萬工程款給李登萬，但李登萬至今欠下工人工資半年，數額多達幾百萬，導致工人多次聚眾沖擊工程項目部討要工資，造成工程無法按期進行。”

　　《接受刑事案件登記表》的落款日期是“2011年10月19日17點30分”，“領導批示”一欄的簽字是“陳偉明”。

　　李登萬和陳金龍于17點40分被中山市火炬開發區公安分局刑事拘留，陸紀成的報案時間是17點30分，警方僅用了10分鐘時間就刑事立案，并對李登萬和陳金龍采取了強制措施，而審批案件的“領導”陳偉明實為火炬開發區公安分局的一位普通警察。

代表南京廣宇的“公訴”

　　可以肯定的是，究竟是江蘇廣宇惡意拖欠民工工資，還是李登萬拖欠“工人工資半年”?中山警方在刑拘李登萬的時候沒有查清楚，僅僅是聽取了陸紀成的“報案”而已。

　　“中山警方肯定不敢在沒查清案情的情況下就擅自抓人，”一位接近本案的知情人告訴記者，民工鬧事三天之后，中山某領導就做出了批示，要求“法辦”欠薪者，加之江蘇廣宇在警方“做了手腳”。因此，李登萬就成了欠薪的替罪羊，被警方刑事拘留。

　　李登萬因“欠薪”被警方刑拘之后，中山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火炬開發分局于11月23日出具了一份《裕龍花園工地工程款糾紛導致欠薪的情況說明》，明確將此事鑒定為“勞資糾紛”。

　　此事也引起了李登萬的家鄉四川省廣元市人民政府、蒼溪縣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視，兩級政府以各種方式關注此案的進展。

　　中山警方以涉嫌“欠薪”和“搶劫”的罪名對李登萬、陳金龍刑事拘留之后，已經發現這是一起錯案，但警方并沒有主動糾錯。并于2011年11月26日以“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罪名，對李登萬、陳金龍批捕。值得一提的是，陳金龍究竟“搶劫”了什么?連警方自己也說不清楚。

　　2012年1月18日，中山市公安局以李登萬、陳金龍“涉嫌擾亂社會秩序罪”，向中山市第一市區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第一市區檢察院”)移送審查起訴，市區檢察院于同年3月2日、5月15日分別兩次退回中山市公安局補充偵查。

　　直到2012年7月27日，第一市區檢察院才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以下簡稱“第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公訴前夕，第一市區檢察院曾經三次“延長審查起訴半個月”。

　　第一市區檢察院的《起訴書》認為，江蘇廣宇已經支付給了李登萬1300余萬元的工資款的情況下，致使民工鬧事，嚴重擾亂了社會秩序。

　　“李登萬僅是勞務施工承包方，而不是裕龍花園的總承包方，他沒有義務舉債為江蘇廣宇墊付材料款，”李登萬的辯護律師鄧躍和認為，公訴方把江蘇廣宇還給李登萬墊付的1300余萬元材料款認定“民工工資”的做法，實在是典型的以“公訴”的名義為江蘇廣宇“代言”。

　　《起訴書》還認為，李登萬、陳金龍煽動民工鬧事，停工達40余天(記者注：停工40余天后，江蘇廣宇方面就正式接管了工地)，造成江蘇廣宇經濟損失600余萬元。

　　對此，鄧躍和律師認為，公訴方認定“李登萬、陳金龍煽動民工鬧事”完全是子虛烏有，警方的《接受刑事案件登記表》明白地記錄著陸紀成的“報案”陳述：“……導致工人多次聚眾沖擊工程項目部討要工資”，并非李登萬龍煽動民工鬧事。

　　此外，“公訴人”是人民檢察院代表國家行使訴權。在本案中，江蘇廣宇并未提起附帶民事訴訟。那么，《起訴書》稱“造成江蘇廣宇經濟損失600余萬元”，第一市區檢察院是否能替江蘇廣宇“行使訴權”呢?記者分別到了第一市區檢察院、中山市人民檢察院采訪，接待記者的辦公室工作人員并未就此做出合理的解釋。

沒有“被害人”的抗訴

　　第一市區檢察院以李登萬、陳金龍“涉嫌擾亂社會秩序罪”向第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的同時，江蘇廣宇又另案向第一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訴訟，要求解除與興運勞務公司的合同關系，并賠償損失。興運勞務公司也提起了反訴，要求江蘇廣宇支付4000余萬元的勞務工資款。經李登萬的律師申請，他作為重要關聯人成為被告和反訴原告。因本案“涉嫌刑事”，第一人民法院裁定“中止訴訟”。

　　第一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分別于2012年8月15日、10月8日對李登萬、陳金龍“涉嫌擾亂社會秩序罪”一案進行了開庭審理，鄧躍和等律師均做無罪辯護。

　　“第一次開庭的時候，李登萬在法庭上流淚了，”鄧躍和律師說，這一個細節或許打動了主審法官，所以才有了后來的“《悔過書》事件”。

　　據李登萬的妻子車菊花介紹，第二次開庭之后，主審法官曾經找到她和女兒說：李登萬肯定是無罪的，但法院的壓力也很大，無法做無罪判決，你們去做一下李登萬的思想工作，讓他寫一份《悔過書》，我們就給判緩刑，他就可以釋放了。

　　在李登萬的家人三番五次給他做思想工作之后，他于2012年11月20日手寫了一份《悔過書》，通過看守所遞交給了法庭。

　　2013年2月28日，第一人民法院宣讀了該院于同年2月22日做出的判決：李登萬犯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陳金龍犯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三年。

　　法院宣讀判決之后，李登萬、陳金龍即被釋放。從2011年10月19日被中山警方刑拘算起，他們總共被關押了一年零四個月。

　　“老李被釋放的第二天就是大年除夕，”車菊花流著眼淚告訴記者，為了讓家人能在這個春節團聚，我們不得不“悔過”。

　　《判決書》支持了公訴方對李登萬、陳金龍“聚眾擾亂社會秩序”，但沒有采納“造成江蘇廣宇經濟損失600余萬元”的公訴意見，同時認為李登萬、陳金龍“有一定的悔罪表現，符合緩刑適用條件”。

　　李登萬、陳金龍“被有罪”獲得自由之后，并未提起上訴，因為他們還得通過法律手段討回4000萬元的工資款，用以償還債務。

　　這起刑事案件并沒有就此結束，2013年3月8日，第一市區檢察院向中山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刑事抗訴。4月28日，中山市人民檢察院做出《支持抗訴意見書》。

　　第一市區檢察院的《刑事抗訴書》稱：“本院于2013年3月5日收到被害單位抗訴申請書，經依法審查認為：該判決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認定被告人李登萬、陳金龍具有一定悔罪表現的證據不足，適用緩刑錯誤”。《刑事抗訴書》所指“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是指“悔過書沒有當庭出示、質證”。

　　5月8日，中山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此案，李登萬、陳金龍依然認為自己無罪，其辯護律師再次做了無罪辯護。

第一人民法院的刑事判決并沒有附帶民事訴訟的“被害單位”，那么第一市區檢察院的《刑事抗訴書》所稱的“被害單位”是怎么誕生的呢?再者，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第一人民法院本來在10日提起抗訴，為什么要根據莫須有的“被害單位申請”抗訴呢?

　　中山市人民檢察院辦公室工作人員表示，將以郵件形式回復以上兩個問題，但記者發稿前，依然沒有得到他們的答復。

　　已經71歲的老律師鄧躍和則認為：這是典型的“公訴權代言私權”，中山有關方面“強強聯手”為李登萬構筑的“有罪布局”應該還有更深的背景。(王甘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