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廣受關注的5名“被精神病”受害人彭寶泉、徐武、陳國明（化名）、高作喜、周銘德，聯合致信全國人大法工委，呼吁《民事訴訟法》專家關注《精神衛生法》中的無行為能力認定程序與監護權問題，建議增加保障精神殘障者自主委托代理人的權利，同時提出，精神衛生法應當和民事訴訟法相銜接，應對非自愿住院患者提供司法保護。

　　據悉，此封建議信從湖北、福建、上海、內蒙古四地，分別由5位曾經“被精神病”的受害人親筆簽字，用特快專遞形式寄往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信發起人彭寶泉表示，根據網絡上的征集意見指引，5個人一人寄兩封，一封標明為“精神衛生法草案征集意見”，一封則為“《民事訴訟法》修訂草案征集意見”?！斑@建議信，包含著我們一個愿望，就是希望公民不要隨便‘被代表’”。

曾被強制送精神病院

　　雖然在“被精神病家族”里，他們的故事因為演繹了不一樣的驚險而被媒體廣為報道，實際上，他們都有著驚人相似的背景經歷：均是未經本人同意被強送精神病院，接受住院治療，被視為無行為能力人，被監護、被代表。

　　陳國明是福建邵武一家金店老板，十幾年的辛苦經營積累了近800萬元財產，然而，在今年2月的一個晚上，他被妻子下迷藥，醒來之后，人已經在精神病院。住院第三天，他的500多萬元財產被妻子變賣轉移。近兩個月后，醫院對他做出“無精神病性癥狀”的診斷。陳多次要求出院，卻因醫院把陳妻視為監護人，拒絕他出院。最后，即使陳國明出院了，想控告妻子非法拘禁，也仍然未能獲得立案。

　　“因為被收治過，被他人代表行使精神病知情同意權，我們能體驗到在精神病院里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絕望處境”，去年4月，因為拍照被送進精神病院的彭寶泉說，“被精神病人也要聯合起來，不僅為了自己，也是為了社會”。透過網絡，他們知道全國人大正征集民訴法修正案和精神衛生法草案的意見，“只有好的法律，才能保障我們的權利”，彭寶泉認為這是一次表達訴求的機會。

建議增加自主委托權

　　為了這次建議信，5人做了很多準備，搜尋網絡關于《精神衛生法》草案及民訴法修正案的評論，咨詢專業學者和律師意見。“正如一位參加中國刑訴法學研究會2011年年會的法官說，一個人一旦被鑒定為精神病，他即使不承認，發言權也會受限，被他人采信的幾率也很小”，彭寶泉認為，這也是被精神病者面臨的最大難題，說話不被相信。5位“被精神病”受害人從自身的經歷和感受出發，建議對民訴法第57條進行修改，增加“無訴訟行為能力人可委托訴訟代理人，并在有需要的時候，有權獲得監護人的協助”。

　　建議信中還提及，為了保持《民事訴訟法》和《精神衛生法》的一致性，使得兩部法律在此領域的規定能夠互相銜接。在《精神衛生法（草案）》中應當增加“非自愿住院治療人員自主委托代理人的規定”，確認非自愿住院人員有權自主委托代理人代理訴訟、司法鑒定等相關事務，目的同樣是防止強制收治制度被濫用。

　　他們為何只對這一點發表意見？建議信中說，“我們也深刻地知道，無論我們是否有病，一旦被投入精神病院，就事事被代表，毫無自主權，最后導致有口不能言，有腳不能走，有手也無法摘掉緊緊扣在我們頭上的‘精神病帽子’。我們最想要的，就是選擇可信的人代替我們說話，保障我們的話語權。”

當事人委托代理人合情合理

　　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副教授劉瑞爽也指出委托代理人的重要性，“在被診斷為精神病并需要強制醫療時，當事人的自知力已經被否定，他自己辯護的話有誰能夠完全相信呢？在當事人的人身自由被限制時，他又怎么能夠上下奔走維護權益呢？在法律、醫學知識都缺乏的情況下，當事人為了自己的自由，聘請有專業知識的人替他說話，難道不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嗎？”

　　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醫學倫理與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岳指出，“精神病的診斷主要依靠的是病人家屬的主觀陳述和醫生的觀察，而在我國現有的體制下，醫院和家屬之間是存在共同利益的，因此一旦家屬虛構了病情，首先醫生無從判斷，疑似重癥精神病患者的權益就得不到保障。所以應該首先從經濟角度給精神病院以制度保證，其次必須將司法程序納入精神衛生領域，對長時間醫學觀察、強制隔離和治療應當接受法院的審查和監督，不妨開設專門法庭?！睋堆虺峭韴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