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時期，中國人口發展形勢將呈現出明顯新特征。如何掌握并厘清這些特性，提供有效的人口戰略與政策，需擺脫傳統的“只就人口看人口”的思維，以經濟化的視角提供觀察新緯度

2011年，中國正式推行計劃生育基本國策走入第34個年份。

伴隨這30多年間的，不僅是人口增長速度的大幅降低，還有人口結構與分布的明顯調整。新的人口形態變化，使人口計生委工作的范疇，變得更為廣泛。

“這既是一項‘頂天’的戰略性問題，又是一項涉及到每個人切身利益的‘落地’工作。”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李斌這樣評價她所從事的事業。

“十二五”期間，隨著中國老齡化的開始，勞動力人口的增長速度逐漸放緩，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需要人口優勢從廉價勞動力時代轉為人力資本時代。

與此同時，中國城鎮化進程的加速推進，帶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口遷移。這些問題，無一不涉及中國經濟與社會的長遠、均衡、可持續發展，這正是李斌和她所在的人口計生委每天面對的“頂天”的戰略問題。

“但這項工作的另一邊，還牽著每一個微觀家庭。”李斌說。從2007年來到人口計生委任職后，李斌已經跑了300多個縣(市、區)，走訪了很多村、戶，“跟老百姓面對面，家長里短地談天，這樣才能把人口計生工作真正落實下去。”

作為為數不多的女部長，李斌擁有女性特有的親和與細膩;同時作為經濟學博士，李斌對中國人口發展戰略與經濟長期增長，卻有著理性而宏觀的思考。

“十二五”人口形勢

在未來的宏觀決策中，人口形勢將成為一系列政策出臺與實施的基本前提，這也是人口對于經濟社會的基礎意義體現。正因為此，掌握最新的人口形勢變化，是“十二五”時期決策的基礎性依據。

《財經國家周刊》：2011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您認為當前及今后五年，中國人口形勢將呈現哪些新特征?

李斌：經過30多年的努力，我國人口過快增長的勢頭得到有效控制，人口再生產類型實現了從“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歷史性轉變，為實現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總體目標做出了積極貢獻。

當前，我國人口發展形勢總體穩定，但也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主要有五個方面：

一是人口總量持續增長。“十二五”時期，人口總量預計將達到13.9億。

二是人口素質總體不高。近年來，全國出生缺陷監測總發生率不斷攀升，這將影響未來中國勞動力的儲備。

三是人口結構性問題凸顯。經過多年的努力，全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的勢頭得到了初步遏制，但總體仍然偏高;“十二五”期間，勞動年齡人口將達到峰值;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呈現老年人口數量多、老齡化速度快、高齡趨勢明顯的特點。

未來五年，中國每年新增老齡人口接近800萬，第一次老齡化高峰已經到來。但中國還沒有完全做好迎接老齡化的準備，特別是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目前正在建設中。如何應對老齡化，將成為一個挑戰。

四是人口流動遷移日趨活躍，2010年全國流動人口達到2.21億，人口城鎮化進程不斷加快。

五是家庭的生產、婚姻、生育、養老等傳統功能有所弱化。

《財經國家周刊》：計劃生育政策作為中國的基本國策，已實行了30多年。30年間，隨著中國經濟與社會的不斷發展、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推進，人口形勢已經發生了較大變化。人口增長情況、人口結構、人口分布的變化，將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深遠影響。您認為，“十二五”期間中國的人口發展形勢面臨哪些挑戰?

李斌：未來一段時間，中國人口資源環境的緊約束將長期存在，建設人口均衡、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社會的任務仍然艱巨。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資源相對不足、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仍然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

隨著經濟總量擴大和人口總量增加，能源、淡水、土地礦產等戰略性資源不足的矛盾依然尖銳。我國人均耕地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水資源是1/4，人均礦產資源是1/2，人均資源量綜合排名世界第120位。未來二、三十年，糧食需求總量將比現有糧食生產能力高出20%到30%，糧食安全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松。我國還承擔著減緩全球變暖、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等責任和國際壓力。

一直以來，我國經濟保持快速增長勢頭，2010年經濟總量達5.9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與全球第一的美國14.7萬億的水平相差甚遠。人均水平仍然排在100位之后，還有相當數量貧困人口的生存發展狀況亟待改善。

《財經國家周刊》：您認為在這些形勢和挑戰之下，“十二五”期間中國需要什么樣的人口發展戰略?

李斌：我國是一個擁有13億多人口的發展中大國，這是我們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必須始終把握的基本國情，最基本的判斷是國情還沒有改變。

2011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世界人口發展趨勢和全面做好新形勢下我國人口工作進行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胡錦濤總書記主持學習并發表重要講話指出，人口是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因素，關系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功，關系中華民族的未來。

可以說，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管理面臨的重大問題與人口數量、素質、結構、分布問題密切相關，必須全面做好人口工作。人口再生產具有很強的慣性，在人口問題上的任何失誤，都將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難以逆轉的長期影響。

改革之初，就經濟體制改革問題，曾經出現過“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現象。隨著經濟改革不斷深化，人們對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更深刻，對經濟調控手段運用更成熟，“放收”之論已經淡出視野，少有提及。

人口再生產比物質資料再生產更復雜，不是一放了之那么簡單的事情，必須科學審慎地對待這個問題。要在深入調查研究，掌握實情的基礎上，科學預測論證，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在這過程中，要以人的全面發展統籌解決好人口問題，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堅持和完善現行生育政策，穩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質，優化人口結構，引導人口合理分布，保障人口安全，促進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協調可持續發展。

人口紅利是綜合作用

《財經國家周刊》：近年來，過去似乎比較冷門的人口問題，如人口紅利等，已經成為輿論的焦點。正如您所說，人口對于經濟增長的意義正在不斷凸顯出來，并得到全社會的關注。您如何看待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

李斌：對于如何認識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增長作用的這個問題，目前學術界還是有爭論的。

人口紅利理論上的概念，是指在一個人口結構中，人口撫養比相對比較低，家庭負擔比較輕，儲蓄率比較高，從而有利于創造出更高的產出，有利于實現資本積累。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口正處于勞動人口比重大，人口撫養比相對較低，能夠提供成本較低的勞動力資源和較高的儲蓄率的時期，在良好的經濟體制保障下，為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提供了重要的源泉和動力。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中國經濟多年來的高速增長，是改革開放過程中各項政策綜合性的結果。勞動力、人力資源如果要發揮它的作用，也需要體制的支持。例如，如果中國沒有改革開放，沒有市場經濟體制，就沒有生產力的極大解放，就沒有廣闊的國際市場，沒有目前我們擁有的大量出口規模;同樣如果沒有城鎮化進程，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就無法轉移到城市。那么如此龐大的人口總量，都閑置在農村的土地上，究竟是紅利還是負債?

因此，中國三十多年改革開放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并不完全是依靠一個單純的人口數量就可以達到的，是包括了市場化進程、走出去戰略、科技進步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結果。

在我看來，計劃生育實施三十多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這是不可否認的。這一政策的巨大貢獻，實際上是為中國這三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提供了一個良好的人口環境，開啟了一個經濟加快發展的窗口。多年來，中國的GDP一直保持高速增長，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人口增長卻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這“一高一低”，就體現了整個中國經濟社會的蓬勃發展狀況。

《財經國家周刊》：未來5～10年，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將呈現出怎樣的特點，將如何變化?

李斌：從撫養比指標來看，2025年左右將超過50%，還有將近15年的時間。“十二五”期間是中國人口撫養比最低的時期，這一時期，老齡化剛剛加速，是青壯年人口最多的時期。

但是，人口對于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不能僅依靠人多的優勢、維持低工資來促進經濟增長，而是要靠科技進步，靠勞動生產率提高，靠人力資源“紅利”，而不是簡單的勞動力“紅利”。

從人口結構特征看，我國勞動年齡人口規模龐大，勞動力資源充足。2010年15~59歲人口9.4億，占總人口的70%，“十二五”期間達到峰值后緩慢下行，但在2045年前勞動年齡人口仍然保持在8億以上，多于歐洲人口總和。因此，未來我國勞動力數量不會短缺，實現充分就業任重道遠。

從市場容量規模看，我國在很長時期內仍將是世界上規模最大、增長最快的新興市場。《全球競爭力報告2010~2011》顯示，我國在139個參評經濟體中居27位。首要的競爭優勢在于巨大的國內和國際市場規模。我國人均收入仍處于較快增長階段，內需潛力巨大，成為拉動經濟長期較快增長的強大動力。

從工資收入變動趨勢看，存在可承受的增長空間。隨著勞動生產率提高、物價向上波動和社會保障制度的不斷健全，今后我國勞動力成本合理增長是客觀趨勢，這也是勞動者分享改革發展成果、調整分配關系和改善民生的重要體現。當前我國勞動力成本僅相當于發達國家的1/20~1/10，也低于一些發展中國家。同時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決定了勞動力成本水平總體還是比較低的，依然具有較大的競爭優勢。

從勞動力素質看，人口素質總體不高則是影響人力資源充分發揮的瓶頸，尤其是農村勞動年齡人口的文化程度不高。在當代經濟的激烈競爭中，國力的強弱，經濟發展后勁的大小，越來越取決于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和人力資本的積累;經濟增長的瓶頸越來越表現為高質量的人力資本短缺。

《財經國家周刊》：您認為，中國勞動力市場的上述變化，將給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帶來哪些影響?

李斌：應該說，著力提高人口素質，建設人力資源強國，已成為統籌解決人口問題、提高核心競爭力、確保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關鍵。必須下大力氣提高人口素質，提高受教育年限，大力發展高中和職業教育，培養出適應產業結構變化的勞動力隊伍，提升人口質量紅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這一任務對于今天的中國而言，可能尤為重要和緊迫。

我們都知道，制造業是物質財富積累的基礎，是新興國家走向強盛的必由之路。縱觀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歷史，制造業的興衰決定大國的興衰，沒有強大的制造業就不可能有經濟強國。中國目前就處于要從制造業大國向制造業強國轉變的時間窗口。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依托豐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充分發揮勞動力比較優勢，積極參與國際分工，逐步發展成為世界制造業巨頭。1980年到2009年，我國制造業增加值由不足800億美元快速增加到16912億美元，占世界制造業的比重也由3.4%提高到18.6%，先后超越英國、法國、意大利、德國、日本。

國際研究機構HIS環球透視日前發布的一項相關研究指出，2010年我國制造業增加值占世界的19.8%，高于美國19.4%的水平，趕上了在全球最大商品生產國的寶座上盤踞110年之久的美國。我國作為發展中的人口大國，要完成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戰略目標，離不開制造業強國支撐。據統計，我國傳統制造業所依賴的20~4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2010年達到5.55億峰值后逐步下降，2020年降至5億左右;2018年，印度該年齡段勞動力規模開始超過我國。這些人口特征變化，決定多年來形成的低勞動力成本、高要素投入制造業競爭模式難以為繼。

同時，我國制造業大多處于價值鏈的低端，產業附加值低，在大國經濟體紛紛實施“回歸實體經濟戰略”的大潮中，迫切需要向產業鏈高端轉移、向“中國創造”轉型。必須緊緊抓住未來人口趨勢變動的戰略機遇期，充分挖掘勞動力、內需市場和產業配套等綜合優勢，加大人力資本投入，培育企業創新能力，引導產業梯度轉移，提高制造業競爭力，促進制造業大國向制造業強國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