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近日對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進行了初次審議。草案內容一經公布便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如何客觀、全面的理解草案中的規定,《法制日報》記者就此專訪了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名譽院長、博士生導師樊崇義教授。

　　“這次刑訴法修改亮點很多。正確理解草案,不能脫離對此次修改指導思想的正確領會。”樊崇義認為,這次刑訴法修改的指導思想主要有三點:

　　首先,既要實現司法的現代化,又要推進民主與法治的進步,還要注重中國特色。在修改刑訴法過程中,既要有世界的眼光,又能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這是第一個重要的指導思想。

　　其次,要充分總結、推廣司法改革的成果。特別是2008年以來的第二次司法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刑訴法的修改,有一定的群眾基礎和改革基礎,要認真總結、研究,充分吸收到刑訴法中。

　　最后,在法律修改過程中,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堅持平衡原則。針對我國不斷攀升的刑事犯罪,既要堅持嚴厲打擊,又要注意尊重和保障人權；既要注意被害人利益的保護,又要注意被告人利益的保護。此次草案在這兩方面都進行了加強,要平衡、全面的理解。

　　“這次修改刑訴法,可以說是亮點頻現,但亮點同時也是難點。”樊崇義從兩大宏觀方面來解讀草案的亮點。

　　“第一個重要亮點就是加大了對犯罪的打擊力度,使人民群眾普遍有安全感。”樊崇義介紹,加大對犯罪的打擊力度在草案中的體現主要有:賦予偵查機關技術偵查、秘密偵查的手段；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增加了沒收程序；完善了證據制度,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以便更加準確的打擊犯罪；完善了強制措施,比如取保候審,過去取保就等于沒人管,這次增加了強制執行令,被采取取保候審措施的,可被責令不得進入特定場所、不得與特定的人員會見或通信、不得從事特定的活動。還增加了電子監控,使得強制措施更加嚴密、系統。

　　“第二個重要亮點是在公民權利保護上,充分體現了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原則。”樊崇義說,這一亮點在草案中主要體現在律師制度、證據制度、嚴禁刑訊逼供機制的構建等方面。

　　樊崇義說,草案提前了律師介入訴訟的時間。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后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就有權委托辯護人。草案把律師在偵查階段的幫助、咨詢地位規定為辯護地位,新律師法中律師的權利在草案中也基本都得到了反映。

　　“草案進一步完善了證據制度,擴大了證據的范圍,增加了證據的種類,明確了證明責任。”樊崇義指出,草案特別明確了公訴案件的證明責任由控方承擔,自訴案件由自訴人承擔,除了法律明確規定的以外,被告人不負證明責任。

　　在嚴禁刑訊逼供方面,樊崇義介紹,草案構建了一套切實可行的機制。確立了一項權利(不得強迫自證其罪的權利),確立了一項證據規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同時規定在訊問過程中采用錄音錄像措施。“這樣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嚴禁刑訊逼供的機制,這在保障人權方面是往前邁了一大步。”樊崇義說。

　　“此外,證人強制出庭、未成年人審判程序、強制醫療程序等方面都體現了保障人權的原則,體現以人為本。”樊崇義補充說。

　　樊崇義強調,不要對草案一些規定進行片面、極端的理解,要掌握其精神實質,有幾個關系需要特別注意。

　　首先,要正確理解不得強迫自證其罪與口供、沉默權的關系。“草案規定了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并不是不要口供,反對的是運用強制手段獲取口供。”樊崇義說,草案沒有明確規定沉默權,不能將這一原則就理解為沉默權。

　　其次,關于證人的免證權和大義滅親的關系。“草案的規定不是對大義滅親的顛覆,作證是每個公民的義務,犯罪嫌疑人的近親屬依然有作證的義務,草案的規定只是往前推進了一步,即免除強制到庭作證。這一規定不是免除了近親屬的作證權,更不是徹底確立了免證權,這需要全面理解。”樊崇義強調。

　　第三,草案確立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的財產沒收程序。樊崇義認為,這并不是確立了缺席裁判,中國目前確立缺席裁判的條件還不成熟,并且許多國家廢除了這一制度,因為不利于權利保障、證據也不好收集。

　　第四,草案規定了律師在偵查階段介入訴訟有三大類案件必須經過偵查機關許可才能會見,有人以此否定律師可提前介入訴訟的規定。“這一理解也是片面的,律師會見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動犯罪案件、重大賄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須經偵查機關許可,這只是對幾類案件作了限制,并沒有否定提前介入的規定。”樊崇義說。

　　第五,草案在監視居住中規定了對于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重大賄賂犯罪,在居所執行時可能有礙偵查的,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行。但是,不得指定在羈押場所、專門的辦案場所執行。樊崇義指出,這條規定的出發點是根據辦案需要,不能將此條理解為變相的關押。

　　“總之,只有抓住立法的精神,全面、正確的理解草案規定,才能不斷的完善草案。”樊崇義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