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數不再追求城市戶口 半數沒有社會保險 三成沒簽勞動合同

新生代農民工不清楚“我是誰”

　　在浙江理工大學生活區附近的一家蛋糕店里，22歲的李欣從早到晚都忙碌著。這是一個來自山東泰安、長得眉清目秀的活潑女孩，來杭州打工已經一年多了。

　　“其實，也是一時好奇，想著可以到大城市開開眼界，才出來打工。”在這個不足12平方米的蛋糕店里，李欣每個月的收入是1200元。

“希望能學點東西再回家鄉。”對未來，李欣說自己不會留在城市，“這里沒有自己的根，也不適合自己。”

　　浙江理工大學教授甄月橋說，在沿海城市，新生代農民工忙碌的身影已經成為這些城市一道亮麗的風景，但他們依然只是城市的匆匆過客，他們向往城市，卻始終無法真正融入城市中。

一半以上的新生代農民工不再追求城市戶口

　　浙江理工大學近日進行了新生代農民工身份“轉型”意愿的調查。調查發現，生活在城市的新生代農民工雖然對當地人文居住環境給予了較高的評價，但對留城居住的積極性卻并不高。

　　有一半以上的新生代農民工不再把農村戶口遷入城里作為自己的夢想追求。

　　除了生活成本太高的因素外，農民工不愿落戶城市，一方面是擔心失去家鄉的土地，另一方面城市房價、社會保障、生活習慣差異等都成為阻礙新生代農民工實現身份轉型的重要因素。

　　出生于1982年的張紅來自四川，在杭州下沙的一家理發店做洗頭工。張紅說，自己一個月工資是1300多元，老公也就3000元左右，有兩個寄放在老家的小孩。“如果留在杭州，開支太大”。

　　據了解，這份名為“中國城鎮化進程中的新課題——浙江省新生代農民工實現身份轉型的策略研究”的調查是浙江省自然科學基金的資助項目。

　　調查對象為工作和生活在杭州、嘉興、寧波、溫州等4城市， 1980年及以后出生，年齡在16歲以上的外地農村進城務工及經商人員。調查問卷共發放2000份，回收有效問卷1941份，回收率97.05%。

　　調查結果顯示，在被調查者中，有53.8%的人不再把獲取城市戶口作為奮斗目標，有46.2%的人希望獲得當地城鎮戶口。而進一步調查發現，被調查者中，39.6%的新生代農民工認為目前自己的農村戶籍具有優勢，而選擇繼續擁有；34.2%的人認為農村戶籍和城市戶籍已經“相差不多”。

　　“這是一個新發現。”調查者說，而且隨著年齡閱歷的增加，更多的考慮是在積累一定經濟基礎后，如何回鄉發展。

　　被調查的新生代農民工學歷普遍高于其父輩，大多不會干農活兒。雖然不再像父輩那樣深愛那片養育自己的土地，但對農村尚有一定的情結；他們穿著時尚，行為新潮。

　　施著淡妝，穿著標準職業裝，講著一口流利的普通話。無論怎么都讓人無法把眼前的李芳與農民工聯系在一起。談起當前的流行歌曲、網絡游戲，也不見得比城里的哪一位年輕人遜色。

　　24歲的李芳，來自安徽農村，4年前高中畢業后和同鄉的姐妹一起出來“打拼”，到杭州已經兩年，在一家酒店當服務員，是典型的第二代農民工。

　　“家里還有土地，祖祖輩輩在那生活，有感情的。”如今成了酒店服務員的小陳，除了工作，也只與老鄉們玩在一起。

　　甄月橋說，小李的情況普遍存在，他們有自己的圈子，沒有將自己融入城市的氛圍，更不會在打工城市落戶，成了名副其實的城市過客。

依然享受不到城市福利

　　被調查者中，超過三成新生代農民工未與單位簽訂勞動合同。有52.30%的人在工作期間沒有獲得任何的社會保險。其中參加保險的人群中，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的參保率也分別僅為21.69%、28.59%、20.21%。

　　據調查，被調查的新生代農民工們的日工作時間大都超過8個小時，有半數以上為8~10個小時，每周6天工作制，而能拿到加班工資的僅三成；在杭州，63%的新生代農民工的月收入在1200~2200元，月收入3000元以上的“高收入”者僅占11%。而寧、溫、嘉三地月薪普遍位于1500~2000元。

　　他們也喜歡城市，但低廉的收入，令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只能將大部分的報酬用于個人的基本生活保障。

“來杭州已兩年多了，基本沒有積蓄。”李貴是一個來自江西的小伙子子，剛剛過完自己的21歲生日。和很多同齡孩子一樣，在老家讀完技校，就滿懷憧憬地踏進“人間天堂”杭州。

　　在處處碰壁之后，李貴最后選擇在一家飲料生產公司工作：沒有與企業簽訂過勞動合同，流水線上的默默工作，拿回來不多的工資，扣除生活費、電話費、交通費已所剩無幾。

　　小李說，為了省錢，他只能在離市區較遠的城郊合租了一間不足20平方米的房子，每天上下班就要花近3個小時。

　　調查顯示，吃、住、行及通訊所占比例占到了他們收入的65%；只有10%的新生代農民工有過城市青年喜愛的旅游、聚餐等業余生活；參加過培訓，經常購買書籍的就更少。“雖不同于其父輩那樣的‘自我剝奪’消費，但物價的上漲、收入的低廉，迫使新生代農民工盡可能她省吃儉用。”還有超過8%的新生代農民工還須寄錢回家。

　　在被調查者中，僅24人擁有杭州房產，占被調查在杭工作人群的不到5%；56人有寧波房產，但也僅占在寧波工作總數的12.6%。多數人居住在狹小的出租房或集體宿舍內。

　　由于不具備城鎮戶籍，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保障也不容樂觀，有戶籍限制的教育、就業、醫療、社保、住房等保障性福利，都直接影響到他們在城市的生存與發展。

　　調查者說，作為高流動性的社會群體，需從制度層面確保他們的各項權益。

搞不清自己屬于農村還是城市

　　新生代農民工已是中國城市化、工業化建設中不可或缺的主力軍。

　　據了解，杭州約有300萬名外來進城務工人員，其中以新生代農民工占絕大多數。說是農村人，但沒干過一天的農活兒；說是城里人，但沒城里的房子、城里的戶口。

　　“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村人，也不是純粹意義上的城市人。” 甄月橋說，這種身份的尷尬，已經讓許多新生代農民工面臨著自我身份認知的不確定。

　　事實上，在關于身份認知的調查上，有一半的新生代農民工不清楚“我是誰”，不知道自己應該定位為“城市人”，還是“農村人”。

　　甄月橋說，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看，2009年外出從業6個月以上的農民工達1.5億人，其中80%在縣城以上城市就業。1.2億農民工事實上已被統計為城市常住人口，但身份仍是農民，是名不副實的城市人口。“一支數量龐大的新生代農民工身份轉型，如何讓他們“落地生根”，已成為亟須解決的重大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