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失蹤”背后的“兩非”黑市，B超成為直接“殺手”

　　余燕麗是安徽省潛山縣余井鎮進士村人。

　　懷孕6個月時，經丈夫托人聯系，余燕麗來到縣里一家醫院做B超鑒定胎兒性別。得知是個女孩后，他們找到一家個體診所，進行了終止妊娠手術。回家后，兩人對周圍人謊稱“不小心，自然流產”。　　

　　在性別比失衡問題突出的農村，“女孩失蹤”的背后，隱藏著一個龐大的非法胎兒性別鑒定市場。

　　據介紹，在江西、湖北、安徽交界地區，從事非法鑒定性別的活動由隱藏變為半公開，由“坐等上門”變為“上門服務”，鑒定時的懷孕時間由16周以上縮短為12周左右，由本地小范圍變為有組織的跨區域大范圍作業，從非法鑒定胎兒性別到人工終止妊娠，提供“一條龍”服務。

　　“科學技術是一把雙刃劍。”翟振武說，男女比例嚴重失衡的直接原因，是少子化和B超普及帶來的“兩非”行為。

　　據介紹，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韓國、日本、中國等具有男孩偏好的亞洲國家或地區在生育率下降過程中，普遍出現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因為那時B超設備開始普及，許多人懷孕4個月后，經B超鑒定胎兒性別，男胎保留，女胎引產。

　　傳統觀點認為，農村的男孩偏好是為了解決勞動力、增加收入和養老問題。

　　但是，一項欠發達地區人口問題的調查報告顯示，近些年來，在經濟貢獻方面，生男不比生女強。而在我國沿海等富裕起來的地區，發達的經濟條件和日益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并未有效遏制出生人口性別比攀升的勢頭。

　　“根子在于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楊菊華認為，在許多人眼里，生男生女，是繼嗣問題，也是“面子”問題。一些家族、宗族觀念嚴重的地區，生男孩意味著家族香火不斷，有了兒子的婦女可以免遭家人“不爭氣”的指責。

　　“生育觀上的男孩偏好，還是女性弱勢地位問題。”楊菊華分析，目前，我國婦女除了教育程度增長的幅度基本趕上男性外，其它指標都明顯落后于男性。

“治標”重在打擊技術越軌，“治本”在于提升女性社會地位

　　“遏制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趨勢，短期內必須依靠國家的強力干預。”翟振武認為，“治標”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就是打擊技術越軌。

　　日前，安徽省長豐縣崗集鎮計生、衛生等部門根據群眾舉報，統一行動，在一居民出租屋門口，抓獲剛剛為他人做完性別鑒定準備離開的個體游醫李某和助手張某，當場查獲作案工具和交通工具。

　　據查，他們攜帶一部只有手掌大小的便攜式B超機，開一輛小型轎車，白天沿街“攬客”，晚上在出租屋檢查，百姓聞訊而去。

　　“‘兩非’現象隱蔽性強，當事雙方‘周瑜打黃蓋，一個愿打一個愿挨’。案件排查難、取證難、查處難。”國家人口計生委政法司司長趙延配說，“此次集中整治‘兩非’專項行動將加強部門合力，完善胎兒性別鑒定和終止妊娠登記、孕產期全程服務管理制度，依法嚴肅處理涉案單位和人員。”

　　據介紹，《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母嬰保健法》等相關法律雖然嚴禁“兩非”行為，但力度有待加大。比如，對于沒有行醫資格的人從事“兩非”，依據法律可按非法行醫罪追究刑事責任；對于醫務人員涉足“兩非”，卻只規定了行政處罰，其中的罰款額度僅有1萬—3萬元，沒明確刑事責任。

　　翟振武認為，在重拳出擊“兩非”行為方面，一些國際經驗值得借鑒。韓國也曾經歷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階段，韓國為此立法規定，對于利用B超鑒定胎兒性別和選擇性別引產的醫務人員，一是罰款3000萬韓元(相當于20萬元人民幣)；二是吊銷醫師執照，終身不得行醫；三是追究刑事責任，情節嚴重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性別比長期嚴重失衡是社會背負的“高利貸”，在災難爆發前排除危情，是百年大計。國家人口計生委性別比治理辦公室主任羅邁說，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問題，除了“治標”，更要“治本”，采取利益導向等綜合治理措施。

　　楊菊華指出，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實質上是女性發展權益問題。推進兩性的公正、平衡發展，提升女性的社會地位，才是“治本”之策。（人民日報記者 李曉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