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第一次來北京是在2010年的正月十六。待業中的農村女青年唐果氣咻咻地離家出走了，伙同幾個同學，從山東濟寧一火車坐到北京，只揣了讀書時賣資料攢下的兩千塊。

　　首都沒有電視上演得好，天不那么藍，公交地鐵擠得慌。偶爾路邊還躺著缺胳膊少腿的叫花子。幾個男生起哄說蘇寧在招聘，職業規劃圓滿，前途無量，于是她去了大興區的蘇寧電器，賣電視，朝九晚十，月薪1500元。

　　租的房子老遠，在豐臺區西局村里一條望不到盡頭的小街，隔壁是夜夜泊滿豪車的東方威尼斯大酒店。房間比棺材強點兒，只一張床，沒廁所，洗澡得去村里，7元一洗。周邊亂糟糟，在木樨園公交站等車，站牌被“廣東少婦求子”類的小廣告貼了個遍。老家房子倒是闊氣，大院里有花有草，四五年前還有了空調電腦，但唐果再也不想回去了，“啥也比不上自由”。

　　那時候這個城市“看上去很美”，但如今真拿自己當北京人要求了，先得學著跟北京人一樣添“堵”。要么“堵”在路上，要么“擠”在地鐵公交里，擠得元神出竅，佛祖現世。

　　經過一系列可行性分析，唐果決定找個北京人嫁了。實在不行，找個男朋友，至少能做個飯，搭個伙，順便提高安保系數。籌碼：23歲，一米七的個頭，大專學歷。有人給她介紹一大興男。大興過去是北京郊縣，這些年隨著攤大餅的城市化進程列入市區，大興農民成了北京市民，因拆遷而生的千萬富翁俯拾皆是。見了一回面，這事兒就吹了，倒不是因為別的——她受不了那人的傲慢勁兒。

　　用了windows7的系統，就用不慣windows98的了

　　來了，又為什么要走？或者，走了，又為什么要回來？

　　張一軒1988年生，中國傳媒大學本科生。畢業去向班里約是三三開：除了簽約新華社中央電視臺的極個別，1/3考研，1/3回老家，剩下的混在北京，掙三千多的月薪。張一軒屬于最后那類，在CBD一家傳媒公司上班，每個月一半的錢轉給銀行房貸，其他一切從簡，每天麥當勞肯德基(這是他所能找到的CBD最低廉的快餐)，直把自己吃惡心了。

　　他有點像《蝸居》里的小貝，高大帥氣，有白色癖。原本他和一個北京姑娘談戀愛，一心要奮斗，扎根北京。直到某天，經濟規律無情地左右了他的個人命運——姑娘跟一個留學生好上了，人家送她LV的包和Gucci的手鏈。吹了。

　　吃惡心了麥當勞肯德基，顯然不是張一軒“逃離北上廣”的全部原因。——工作老是加班。最抓狂的一次，為了寫一個明星劇組如何不畏發燒拉肚子堅守片場的宣傳稿，他熬了一個白天加半個通宵，第二天他把第八稿交上去，挑剔的上級瞥了一眼說，還是用第二稿吧。

　　他決定聽爸媽的話，回家當公務員。而在一千多公里的溫暖故鄉，父母把一切都準備妥帖了。

　　新工作性價比很高，月薪三千，他一個人占了會議室那么大的辦公室，工作內容基本是偶爾發發傳真和每天陪領導吃飯。多數時間坐著玩電腦，下班跟爹媽吃飯、看電視、睡覺。日子懶洋洋的。很快，懷著專欄作家夢的張一軒發現了一個糟糕的信號，他寫不出東西了。

　　一天上班，領導說，走，查煙。張一軒很好奇，學著領導，把“煙草稽查”的袖章一個個往身上戴，一臉嚴肅地列隊出門。所謂查煙，就是查云煙、湘煙，發現一條罰一千。當地的煙商看樣子也不缺錢，人民幣一摞一摞地拿出來，畢恭畢敬。一天下來，少說幾萬到手，報紙一包就扔公車上。

　　這筆罰款在財政體系運作之外。不用入賬，拿了錢，哪里貴就往哪里去“燒錢”。查禁的煙呢，領導對張一軒說，拿回去給你爸抽。那一天，張一軒“覺得自己特像個狗腿子”。

　　第二次查煙以后，張一軒說什么也不去上班了。

　　別人看來，北京的這些年里，外省青年們學會了大城市的傲慢；而在他們眼里，也許是小城市變得更加世故了。他們和北京出租車大叔聊人民幣升值、突尼斯的城管和利比亞獨裁者，那時候他們覺得地球是平的，先天之憂了。回到小城市，年輕人們忙著老去，城市忙著建新城，忙著變“堵”，忙著讓房價跟一線城市看齊。

　　張一軒的師兄劉沛，因為姥姥身體不好，在北京呆了七八年后，回老家成都。爸媽都是下崗工人，給不了什么便利，他找回老本行，就職成都某家電視臺。結果，他名牌大學的學歷和流利的英文，都成了負累，同事看不慣他高調，背地里說：北廣畢業的又咋樣，還不是跟初中生一樣在扛攝影機。地方電視臺禁忌多多，連2009年那起成都公交車自燃事件也被禁止報道。倒是各種婆媳矛盾、老婆和小三掐架的節目，收視率居高不下。

　　身邊人踴躍買房買車，這是成功人士的象征，哪怕最便宜的QQ車，也得先補缺再說。有時他們抱怨，唉，又堵車了，話語里帶幾分家鄉經濟蒸蒸日上、邁入“堵城”的自豪感。劉沛騎自行車上班，別人納悶：你咋不買車呢？逍遙慣了的劉沛說：騎車15分鐘就到，買車干嘛？

　　“裝了windows7的系統，就用不慣windows98的了。”劉沛很是水土不服。

　　為了增強歸屬感，有人給他介紹了一樁親事，對象是某稅務局局長的女兒。媒婆激勵他：娶了這姑娘，你的人生少奮斗二十年！劉沛許多女性朋友便如是，回老家找個科級以上中青年干部結婚，從此安下心來。劉沛鼓著勇氣出門了，結果實在沒看上。

　　咸魚一般的生活在成都維持了一年。生活高度同質化模式化，出門跑現場，看來看去都是那幾個人；總是去九眼橋的蘇荷泡吧，每次都坐同一張桌子，隔壁桌的也都是同樣的面孔；到了后半年，劉沛腦子都有點鈍了，每天上班就止不住地想，晚上吃什么玩什么。

　　一個問題總橫在腦子里，在北上廣，被擠得像沙丁魚，還是在老家當死咸魚呢？

　　堅持了近兩年后，唐果決定放棄北京。每個月到手一千四，中午有盒飯，晚飯是幾串麻辣燙加方便面，三塊錢搞定。發工資那幾天，才去吃一頓呷哺呷哺。這樣的開銷，勉強維持基本的溫飽。買大件就算了，像筆記本電腦花了3799塊，還是她媽瞞著家里人給她匯的。家里倒是不差錢，唐果她爸種西瓜，搞沙場，每年能掙個五六萬。

　　電話那頭，消了氣的爹娘開始天天召喚：回來吧，考個老師，起碼是個鐵飯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