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書作為教學內容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現代課程實施的載體和擁有全國最大受眾市場的讀本，每一次內容增減、形式變化都會引發公眾的高度關注，甚至爭論。如語文教科書中魯迅作品的去留問題，《陳毅探母》和《愛迪生救媽媽》是否“杜撰”問題等。眾多的討論和爭鳴會讓我們對于教科書問題的探索更加深入，也使得我們對于教科書“最一般、最普遍、最穩定的屬性”進行思考。在對百年中國教科書的研究中，筆者發現教科書從本質特性上說，是確立一種文化標準。正因為如此，教科書自身便具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化價值，它具有規范與塑造人的思想、制約人行為的力量，因此，教科書的細微變化才如此牽動公眾的心。

教科書選擇以主導文化及突生文化為標準

　　文化有很多的種類，英國著名學者威廉斯·雷蒙德將同一社會內部的文化分為主導文化、殘余文化及突生文化。“主導文化代表著在社會發展中的某一時刻，擁有最大權力的階級或集團的利益和價值。殘余文化是指過去形成的經驗、意義和價值，在過去通常是作為主導文化而存在著的文化，雖然現在已經不屬于主導文化的一部分，但仍然被體驗和實踐著。殘余文化之所以能夠繼續存在，主要是因為過去的社會或文化制度依然存在。突生文化是指與主導文化相對立的具有新的意義和價值的文化，它們構成了文化的未來取向。”

　　因社會對外開放程度不同，教科書通常選擇以主導文化或突生文化為標準。在相對閉塞的社會時期，主導文化通常成為教科書確立的文化標準。如新中國成立初期社會文化全面蘇化，于是直接改編了蘇聯的數學、物理、化學等教科書，語文教科書中則首選蘇聯作品，生物教科書中遺傳學部分一度只介紹米丘林學派而未介紹摩爾根學說，等等。“文革”期間，以階級斗爭為主的政治文化成為主導文化，于是教科書從名稱到封面設計、從形式體例到內容選擇，全面“紅色渲染”。

　　在一個相對開放的社會時期，突生文化通常成為教科書確立的文化標準。清末民初，中國被迫對外開放，于是以儒家文化為標準的教學用書不能適應時代的需求時，在中西文化大潮的碰撞交融中，教科書中從“四部”到“七科”、從“皇權”到“共和”、從“仁”到“人”、從“崇本抑末”到“四民之綱”、從“病夫”到“強種”、從“雅”到“俗”，迅速在科學理性、民主政治、現代倫理精神、現代商品經濟、現代文明社會方式、現代審美情趣等方面確立全新的文化標準，構筑了現代教育乃至現代中國生機勃勃的發展空間。伴隨著教科書巨大的影響力，民主、自由、電報、電話、留聲機、顯微鏡、交易所、托拉斯、銀行、證劵、圖書館、博覽會……不斷浸潤著中華大地，激蕩著古老的神州。于是文明在潛移默化中前行，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

教科書利用技術手段處理原初文化信息

　　教科書在確立文化標準時，常常伴隨著一系列主動的介入。首先，教科書通過自適應與準入獲得原初文化信息。原初文化信息是指沒有進入教科書之前浩瀚無邊的原汁原味的文化信息，教科書在確立文化標準時首先考慮的是什么樣的原初文化信息進入？

　　一般而言，通常的策略有二：一是自適應。這是原初信息進入教科書的自在力量，它意味著教科書存在的基點。如語文教科書中必然包含有字詞句篇的原初信息，數學教科書中必然包含有數字與符號的原初信息，美術教科書中必然包含有色彩的原初信息……教科書的學科名稱一旦確立，必須有相應的原初文化信息的進入，這是不以外界的意志為轉移的。如物理、化學教科書曾一度改為《工業基礎知識》，但其中力的作用、化學反應等原初信息還是必然存在的。

　　準入是原初文化信息進入教科書的外在力量，它蘊含著價值的判斷，其中原初文化信息是否有價值？有多大價值？在哪些方面有價值？它總是相對于特定的主體、相對于主體自身的需要而言的。這種主體大至國家、小至個人，都掌握著原初文化信息的準入權。

　　其次，教科書實施精致、虛化、偽形、空無等技術手段處理原初文化信息。精致是為了使原初文化信息符合兒童的認知發展規律，適合師生的教學需求，是教科書在處理上最常用的一個技術手段。我們看見教科書的基本要素就是精致處理后的存在，如教科書的適用年級、學期、課文標題、提問、習題、單元、復習、注釋，等等。在對原初信息的精致處理中，一些原初信息被強化，另一些則被弱化，甚至虛化了。如在知識本位設計的教科書中，與成長息息相關的情感、態度、價值觀等在習題設計、單元復習中處于被虛化的狀態。

　　教科書的偽形處理即指進入教科書的原初文化信息，在超強外力的作用下，其內質與外形發生了畸變。如“文革”時期，小學常識教科書被編寫成《反孔和尊孔斗爭的故事》。空無則是原初文化信息進入教科書必然包括包含與排除的雙重過程，排除意味著剝奪了其作為文化標準代言的資格，這便是空無，即是一種不呈現策略。如新一輪課程改革前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中，臺灣史僅敘述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臺灣幾乎沒有提及。

教科書通過教學實踐理解與創新文化標準

　　從策略的層面來講，教科書確立的文化標準提供了一種機制，借以形成對一種特定的社會形態或社會語境的介入。能否有效利用教科書提供的文化標準來“參考架構”個體與社會，這要看教師對于教科書教學功能的發揮，特別是教師對教科書的理解以及在教育情境中的創新。在教學實踐中，教科書確立的文化標準，不是“束縛”，而是“引領”。如晚清民初教科書通過“現代”觀念的引導、價值的重構、信念的重塑等，旨在使人們對社會愚昧、腐敗的否定與改造，對社會進步和文明的倡導與呼吁。恰如《時報》登載《新國民小傳》一文所云：“有一位新國民，戴一頂自由帽，穿一套文明裝，著一雙進步靴，走過了交通路，來到了模范街，踏進了公益會，說幾句義務話”，這簡直是一幅十分“摩登”的社會風情畫。而新中國成立后音樂教科書中《我在馬路邊撿到一分錢》，讓我們看到社會上更多的拾金不昧行為。

　　不同教科書因學科性質不同，其文化標準的指向是有差異的。如語文、外語等教科書重點指向于構建語言習俗，數學等教科書重點指向于構建邏輯思維，政治、歷史教科書重點指向構建社會生活價值判斷與行為范式，理化生教科書重點指向自然界萬物成長規律，音體美教科書重點指向構建審美意識，等等。教師對教科書確立的文化標準必須保持理智和實事求是的態度。一般而言，要求教師“不唯是”，即再好的教科書也有需要改進、調整、重組的地方，同時也要“有所立”，教科書的使用要結合社會、學校、學生的情況而有所創新。教科書確立的文化標準只有通過教師教學實踐中的正確理解與把握，一切政治的、經濟的，即社會的、國家的根本問題才可能在個人的生活態度、精神氣質、思維表達上落實下來，并取得穩定形式之認同的保證，教科書作為確立文化標準的本質屬性才得以凸顯。

　　美國政治科學家亨廷頓說：“21世紀的國際沖突可能是以文化的差異為基礎，而不會基于國家主義的理由。”隨著現代社會多元文化的沖擊與交叉影響，教科書確立的文化標準需要不斷更新與創造。對于教科書的內容不符合歷史與常識、隨意改編戕害經典等種種質疑，教科書在編撰與修訂時不但要修辭立其誠，關注藝術的真實性，如文學作品的藝術形象的合情與合理，等等，更需要剖析教科書應有的深層追求，如教科書如何有效彰顯中華文化的凝重與尊嚴？經典的理念與啟蒙的思路到底是什么？教科書如何有目的地傳承不同價值取向的知識，又如何通過選擇與重組而實現對知識的改造和創新？教科書的啟蒙如何有效引導現代社會的價值取向與生活方式？如何利用教科書這一最大讀者群的文本力量與承載，啟蒙人的現代性，提升現代國家的真實國力和她的未來？

　　美國學者阿歷克薩·英格爾斯在《人的現代化》一書中說：“一個國家，只有當它的人民是現代人，它的國民從心理和行為上都轉變為現代的人格，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管理機構中的工作人員都獲得了某種與現代化發展相適應的現代性，這樣的國家才可真正稱之為現代化的國家。”所以，臺灣學者黃政杰指出，“任何了解教育制度如何運作的人，都不可能低估教科書的重要性”。中國百年教科書的流變對于我們研究教科書的本質特性提供了“史鑒”，但問題并沒有走向終點。(寧波大學教師教育學院 吳小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