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日零時32分，遭兩車碾壓的廣東佛山女孩小悅悅離開人世，一朵含苞待放的小花提前凋謝。

　　網絡上充滿悼念小悅悅的聲音。截至記者發稿，僅新浪微博已有幾千條相關留言：“天堂沒有來來往往的車輛”，“愿天堂沒有人心冷漠”……

　　一個年幼生命的離去，帶給我們的是巨大的心靈震撼，她引發了一場關于道德危機的全社會的大討論。

　　人們開始反思：如何才能讓社會停止冷漠？如何才能讓類似的慘劇不再發生？如何才能讓見義勇為者越來越多？

　　對此，部分律師、學者建議將見死不救、見危不助等行為入罪，也有很多學者表示，與其立法懲處“見死不救”，不如立法鼓勵和保障“見義勇為”。

　　見死不救罪是萬不得已的手段

　　小悅悅事件發生后，廣東省各界開展了“譴責見死不救行為，倡導見義勇為精神”的大討論。

　　“為了鼓勵見義勇為，懲治見危不救，有必要以立法的形式，對見危不救的行為，尤其是對社會特殊人群，作出明確的‘懲惡’規定。”律師朱列玉認為，特殊人群應負擔見危施救的義務，比如規定公務人員見危不救，必須受諸如開除公職的紀律處分，直至追究刑事責任；先進人士見危不救，取消各類榮譽稱號等。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費漢定認為，“18個路人見死不救，是受社會關系和社會心理影響的，是整個社會缺乏信任的一個縮影，不能簡單地歸咎于司法裁判的負面影響。”費漢定覺得，這不純粹是司法問題，司法應該為改變這種社會現象確立正確的價值導向。

　　事實上，早在2001年全國兩會上，就有32名人大代表建議刑法增加“見危不救罪”和“見死不救罪”兩項新罪名。2009年，湖北荊州3名大學生為救兩名落水少年溺亡，船老板“見死不救、挾尸要價”，再次引發社會對見死不救的立法討論。

　　反對將“見死不救”輕易入罪的理由主要是，法與道德的關系不能隨意模糊。對于小悅悅事件中18名路人的行為，我們可以譴責他們道德缺失，但不能說他們是“犯了罪”，因為法律并沒有規定他們有必須救人的義務。

　　現實生活中的確發生過公民因為救人而惹上麻煩的事，比如被誣賴為肇事者；或是因為救助不當，擴大了損害；或是救助時自己受到傷害，使許多人在伸出援手之前有了顧慮。這種正常顧慮，如果被定位為一種“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顯然是對刑法的濫用，刑法作為懲處手段，必須恪守“最后的”、“必須的”、“萬不得已”的底限。

　　可以想象，如果見死不救或見危不助成為一項罪名，很多人為此可以一遇事就躲著走，以免牽扯太多麻煩。

　　真要有什么人出意外了，都躲得遠遠的，連看看情況再做打算的可能性都大大降低，這就違背了立法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