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嬰在攝影，1953

熟食小販，1949，上海霞飛坊

難民，1948，上海

難民，1948，上海

　　他不是一個攝影家，但毫不遜色于任何一個專職攝影家。他的攝影，有我們從未見過的深層次的歷史。

周海嬰

　　1929年9月27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紹興市，現任全國政協第十一屆委員。

　　另任：上海魯迅文化發展中心理事長，紹興、廈門魯迅紀念館名譽館長，紹興旅港同鄉會名譽主席，北京魯迅博物館、中國魯迅研究室、中國無線電運動協會(CRSA)顧問等。

　　曾任：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副部級領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五、六、七屆代表及全國政協第八、九、十屆委員。

　　1938年10月拍攝生平第一幀照片;1943年11月正式開始學習攝影;1944年11月擁有第一部照相機;1948年11月拍攝第一幀彩色照片;1952年第一次自己沖洗彩色膠卷、照片。70年來共拍攝照片兩萬余張，其中以上海難民、上海26轟炸、民主人士秘密前往東北解放區、輔仁大學和北京大學校園生活等四五十年代上海與北京的系列照片尤為珍貴。

　　1933年9月13日，為慶賀53歲生辰，魯迅先生與許廣平、周海嬰去拍了一張全家福。少年的海嬰形象，被永遠地定格在了那一瞬間。多年過后，這張照片在人們的記憶當中依然揮之不去。

　　時光荏苒，韶華流逝，少年變長者。2008年9月27日15 時30分，“鏡匣人間——周海嬰80攝影展”開幕式在北京孔廟和國子監博物館隆重舉行。此時的周海嬰先生，已是耄耋之年。

不做空頭文學家

　　9月9日，在得知周海嬰先生將在北京舉辦個人影展時，記者聯系到魯迅博物館館長孫郁。當天下著小雨，沒什么游人，魯博很安靜，主人很熱情。孫郁介紹：“周海嬰先生出生于1929年9月27日，今年是80虛歲，他10歲時就拍了第一張照片。魯迅說過不想自己的孩子當空頭文學家，但周海嬰無意當中成為了攝影家。”

　　接著，記者撥通周老家的電話，魯迅的長孫、周老的兒子周令飛先生告知記者，周老最近身體不好，單個的采訪只能暫時擱置，但在影展舉辦前會召開一個小型新聞發布會。

　　9月24日下午四點，在北京魯迅博物館陳列大廳，由孫郁主持的周海嬰攝影展新聞發布會熱烈召開。來自《人民日報》、《中國日報》、《新京報》等媒體的二十多名記者早已就位。周老態度謙和、精神極好，積極回應記者的提問。

　　周令飛補充介紹攝影集及攝影展的具體情況，解放軍畫報社原副社長、《解放軍報》高級記者、攝影評論家劉鐵生則向大家介紹周老照片的藝術價值。周老還向現場記者每人贈送一冊裝幀精美的《鏡匣人間——周海嬰80攝影集》。

　　人活在世上，有一些事情是無法選擇的。周海嬰對此的理解更加深刻，作為著名文學家魯迅的兒子，他一輩子活在魯迅的“人場”里。魯迅留下了遺囑，“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周老說：“我是在一個‘人場’的環境下長大的，父親一直在鞭策著我，同時也給我壓力。”

　　時至今日，周海嬰先生舉辦攝影展，依然非常謙虛謹慎。毫無疑問的是，周老沒有辜負父親的殷切期望，他已展示出自己獨特的價值和魅力。

七十年時間，兩萬張照片

　　七十年來，周海嬰共拍攝照片兩萬余張。劉鐵生說：“讀了他的攝影集后，我非常驚訝，他不是一個攝影家，但他比中國任何一個攝影家都了不起。他的攝影，有我們從來沒有見過的歷史深層次的東西。對于了解魯迅同時代的人，是非常有意義的事。”

　　兩年前，周海嬰跟周令飛提出，趁記憶還很好時，把以往的照片整理一下。在整理過程中，他們萌生出一個想法，從兩萬張照片中，海選出800張，再選120張做個展覽及匯編成冊。結果很難割舍，最終選中的照片共有400多張。

　　周令飛介紹說：“當時，我父親覺得自己是業余攝影，不想辦展覽，但有許多專家都希望他把攝影展辦出來。”原來，看過周老的攝影作品后，專家們都認為，四五十年代平民市井生活照在當今的歷史影像庫里非常難得，因為當時的攝影記者主要拍政治或新聞事件，而一般平民又買不起相機，加上建國后發生的幾次政治震蕩，這類照片就變得更加稀少。

　　提到照片的珍貴性，周令飛補充道：“我父親曾有幾本相冊，重要的照片都被撕掉了，因為擔心文革中的運動。幸虧底片都被父親偷偷保存下來，而且從上海運到了北京。北京氣候比較干燥，這些底片保存得很好。”

　　在展覽及影集中，有幾個部分尤其值得注意。一是40年代的上海生活，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中產階級和里弄生活;二是民主人士從香港到東北解放區的照片;三是50年代北京的生活，包括輔仁大學、北京大學的大量照片。這些照片，對中國現代史的研究有著相當的分量。

中國政協第一批影像資料

　　孫郁介紹：“民主人士秘密前往東北解放區參加全國第一次政協會議的照片，這是第一次公布。陳丹青看到這些照片后非常驚訝，因為周海嬰在無意當中記錄了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在展覽中，這部分專題也特別受到觀眾的關注。

　　從1948年8月起，在中國革命勝利形勢的激勵下，遠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為籌備新政協、共商建國大計，紛紛踏上了到解放區去的征程。周海嬰回憶：“我當時十九歲，是抱著一種科學救國的想法北上解放區的。”

　　當年11月底，周海嬰和母親許廣平乘坐懸掛有葡萄牙國旗的“華中輪”離港北上。同船的還有郭沫若、馬敘倫、陳其尤、沙千里、許寶駒、侯外廬、翦伯贊、馮裕芳等知名人士。12月3日一早，船在安東附近“大王島”拋錨下人，一行人員改乘小船上岸。中共中央東北局派負責同志前往迎接，并護送到哈爾濱。正在這時候，得知沈陽已解放，于是又改乘火車抵達沈陽。

　　在離港前，周海嬰曾和母親商量購置冬衣的事，最終決定去價格低廉的舊貨市場購買二手衣服。就這樣，周海嬰省下了800多塊港幣。于是，酷愛攝影的他馬上貨比三家，買了一臺低價的“祿萊”相機，又買下20多個膠卷。為了安全、不引人注目地到達東北解放區，這次北上是完全保密的，也就不可能有攝影記者跟隨報道。周海嬰拍的這些絕版照片，無疑彌補了中國現代歷史上最重要的影像空缺。

專職攝影，曾經的夢想

　　對于攝影，周海嬰堅持自己的看法。他說：“我覺得當下流行的‘玩照片’說法不對，攝影是一門藝術，也是創作。我曾想過當專職攝影工作者，但最終從事了與攝影毫無關系的工作。我喜歡抓拍，把所經歷的歷史瞬間用相機記錄下來，是我的想法和心愿。”

　　現在回想起來，周海嬰還特別感謝自己的父母親。很小的時候，周海嬰把縫紉機、鎖、鐘拆來拆去，想看個究竟。有時候連自行車也拆，甚至在家里做化學實驗，但父母親從沒有加以干預。周海嬰介紹說：“父母對我很寬松，沒有覺得你應該學什么、干什么。”由于家庭的支持，周海嬰能夠不斷拓展自己的知識和興趣。他學過財會，上過無線電夜校，在輔仁大學社會系念過書，后來轉到北大物理系，最終選擇了科技的行當。

　　雖然當專職攝影師的夢想沒有實現，但周海嬰沒有放棄攝影。新聞發布會當天，周海嬰微笑著說：“27號是我生日，還有3天我就80歲了。”這些年來，周海嬰的攝影興趣一直未減，現在還添置了好幾款數碼相機，但還是喜歡使用傳統膠卷。他認為，數碼相機的優點就是快，不過目前來說，從創作角度考慮，膠卷是要高于數碼的。在周海嬰眼里，數碼照片后期制作，是不屬于攝影范圍的。另外，周海嬰特別看重底片在表達照片品質上的價值。

　　看過展覽的觀眾，都意識到周老的照片與“社情民意”關系特別緊密。對此，周老解釋說，這跟他的經歷和興趣有很大關系，人們認為他是魯迅的兒子，肯定過著很闊的生活，實際上家里也是比較困難的。由此，周海嬰對下層百姓的生活就比較留心，注意的多了，拍的照片自然也多了起來。當年，他還特地到輔仁大學社會系求學，只是因1952年社會系被取消，才轉到北大物理系讀書的。

　　可喜的是，周海嬰的攝影展獲得了文化界的高度關注。上海和香港方面已正式邀請周海嬰先生過去辦攝影展。說到這里，周老面露一絲欣慰，畢竟世人認可了他的自身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