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都網—海峽都市報訊 這幾天，關于刑訴法將改“大義滅親”為“親親相隱”的報道占據了大小媒體不少版面，專家和時評論者紛紛贊揚這個回歸人性之舉。

　　昨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開始審議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其中有“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可免于出庭作證”的規定。何謂“親親相隱”，為什么要呼喚“親親相隱”，“配偶、父母、子女可免于出庭作證”就是“親親相隱”嗎？本報記者就這些問題專訪了刑訴法專家、中國政法大學洪道德教授和對“親親相隱”制度頗有研究心得的廈門海滄法院法官黃鳴鶴先生。

解碼一 什么是“親親相隱”

親屬之間有罪應當互相隱瞞，不告發和不作證的不論罪，反之要論罪

　　2009年，歌手滿文軍作證稱妻子組織吸毒的事件曾一度引發社會對“大義滅親”孰是孰非的爭論，老祖宗留下的“親親相隱”制度開始被學者介紹進入公眾視野。

　　所謂“親親相隱”，是中國古代直至近現代長期實行的一項刑律原則，即親屬之間有罪應當互相隱瞞，不告發和不作證的不論罪，反之要論罪。

　　廈門海滄法院法官黃鳴鶴一直主張對古代法制管理不能一概摒棄，而應該吸納其中比較合理的東西，“親親相隱”，就是他認為值得回歸的一種理念。他介紹說，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孔子就提出“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的“親親相隱”思想，意思就是說，父親和兒子間互相隱瞞不利情況是人之常情，法律不應因此而懲罰他們。

　　在儒家“親親相隱”思想與法家“大義滅親”精神的角力中，“親親相隱”占了上風，漢代，漢宣帝時下詔規定，卑幼收匿尊長的，不負刑事責任；尊長收匿卑幼的，除卑幼犯死刑之罪外，不負刑事責任。這種親屬間的隱匿制度在唐朝立法中達到極致，《唐律名例》和《唐律疏議》將“有罪相為隱”的范圍從直系親屬擴大到一起生活的非血緣關系間，包括奴婢和部屬，在宋律、元律以及明清的法律中，隱匿的范圍擴大到兄弟姐妹和岳父母、女婿間。

　　國民黨政府時期也有“親屬有權拒絕作證及不得強令親屬作證”的明確規定，現在臺灣仍在遵循相關規定，但不再將告發親屬定為犯罪。

解碼二 各國為何選擇相隱制度

我們摒棄的制度，西方還在使用，與此同時，西方對大義滅親不提倡也不懲罰

　　新中國成立后，“親親相隱”被視為封建糟粕遺棄，轉而大力提倡“大義滅親”。現行刑訴法48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表明我國親屬沒有拒證權。而在司法解釋中，鼓勵大義滅親的規定更比比皆是，如規定嫌疑人被親友強送到司法機關的，可以比照自首減輕處罰。“親親相隱”，并不是中國古代法制的特色，德、法、英、美等西方國家和我們的近鄰韓國和日本，也都有“近親屬有拒絕作證權和近親屬窩藏得以減刑或免受刑罰”的規定，并且沿用至今。與中國古代的“親親相隱”不同的是，現代西方法治認為，親屬作證特權是一種權利，即不作證是一種權利而不是義務，對大義滅親行為則不提倡也不懲罰。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洪道德認為，古今中外之所以都選擇了“親親相隱”或容隱，是因為在任何社會，親情都是社會的基石，允許“親親相隱”可能會對受害人造成不公，對司法部門查案和審判造成不便，但缺乏人情的法律，卻會破壞道德倫常，親情淪喪會起到更大的負面作用。

　　洪教授說，必須明確，中國的“親親相隱”和西方的親屬容隱制度，都是有限制的，一是對親屬范圍的限制，大多限制在直系親屬、兄弟姐妹和配偶之間；二是對允許容隱的案件類型有限制，在中國古代，謀反和親屬互相侵害罪不適用“親親相隱”原則，在西方部分國家，也有相似規定。

解碼三 容隱制度真的回歸了嗎

專家認為立法機關提出的只是一個折中方案，不是相隱，也無關大義滅親

　　近年，隨著對人權和倫理的反思，“親親相隱”重歸專家學者的視野。日前，有消息傳出，此次刑訴法修改有望加入“親親相隱”規定，顛覆大義滅親理念。昨日相關條款被公布，洪道德教授仔細了解后認為，目前立法機關拿出的只是一個折中方案，并不是真正的“親親相隱”，更談不上大義滅親理念的顛覆。

　　昨日公布的草案規定了強制證人出庭制度，規定“證人應當出庭作證，無正當理由不出庭的，法院可以強制其到庭，還可處以十日以下的拘留，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 勝昨日表示，增加這郎一條規定，是考慮強制配偶、父 、子女在法庭上對被告母人進行指證，不利于家庭關系的維系。

　　洪教授說，這個條款只是賦予了近親屬不被強制出庭作證、不因不出庭受司法拘留的權利，但并沒有解除近親屬的作證義務，這意味著，在面對警方或檢方的偵查時，近親屬仍必須作證，否則就是違法。在目前的法制環境中，不到庭接受質證的證人的書面證言，常常仍舊會被法庭所認可，這與坊間所期望的“親親相隱”還有不小距離。

　　洪教授認為，解決方案并不復雜，只要在這個新條款中加上一款規定：“書面證言證人未能出庭當面質證的，該證言不能作為證據使用”。(本網記者 謝秋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