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部門愿意公開的信息,絕大部分不是公眾希望得到的信息；公眾希望得到、了解到的信息,政府部門沒有完全公開,也未必愿意公開

　　規定的積極意義在于,明確了政府信息公開案件必須受理,也明確了行政機關拒絕公開或者不予答復的行為是獨立的行政行為,公民享有起訴權

　　“民高官”的案件本身就少,因為政府信息不公開而“民告官”的案件在人們印象中更是極少出現。法律界人士認為,其中原因在于行政訴訟存在起訴難等問題。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頒布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政府信息公開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這一規定明確了人民法院應當受理的政府信息公開行政案件的范圍。

　　“從以往社會公眾和行政機關在信息公開方面進行交鋒的一些情況可以發現,公眾經常難以滿足自己的需求,或者想獲得公開的愿望得不到滿足。”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王敬波說,但是因為之前沒有這樣的司法解釋,很多地方法院在是否受理這種信息公開案件、受理了以后怎么審理這種政府信息公開案件時,各地的標準是不一致的。還有很多地方法院以沒有這種司法解釋為由拒絕受理這樣的案件。

　　“我認為這個‘規定’的積極意義在于,明確了政府信息公開案件必須受理,也明確了行政機關拒絕公開或者不予答復的行為是獨立的行政行為,對于公民來說是享有起訴權的。”王敬波說。

“規定”實施難點在于落實

　　《法制日報》記者了解到,長期以來,“民告官”存在一些難度。

　　首先就是起訴難。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由于我國行政機關眾多、層次復雜,存在大量內部機構、臨時機構、聯合執法機構、派出機構和法律法規授權組織,如何確定這些主體的訴訟地位是一大難題。

　　“而具體到信息公開領域的行政訴訟,可以用‘難上加難’來形容。”一位在法院掛職過的法學教授說。

　　《法制日報》記者從湖南省汝城縣的知情人士處了解到,幾年前,當地曾發生過原自來水公司5名離退休職工以“政府信息不公開”為由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狀告縣政府的事情。但是,汝城縣人民法院認為“涉及企業改制范圍,不屬于法院受案范圍,起訴的是縣人民政府,也不屬于縣法院管轄”,因而作出了不立案的決定。

　“對于政府信息公開案件來說,絕大多數都存在立案難的問題。”王敬波說。

　　馬懷德認為,長期以來,行政訴訟判決裁定的執行難也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被告作為行政機關敢于抗拒法院的裁判。目前法律規定“罰款”和“向行政機關提出司法建議”等執行方式遠不能解決所有執行難問題。

　　對此,王敬波認為,在執行過程當中,“主要難點在于法院是否能真正貫徹落實這個司法解釋。如果法院能夠有效落實這個司法解釋,還是可以起到通過司法倒逼行政機關履行公開責任的作用。”

　　“但是,我認為實踐當中可能還是會遇到一些問題,包括涉及到安全、穩定等相對敏感的信息,有可能在實踐中會受到曲解,或者在法院和行政機關認識不一致的情況下,法院可能要受制于行政機關。”王敬波說。

信息公開工作亟待推進

公民向政府申請信息公開究竟有多難?

　　一名向多個政府部門申請過預算公開的人士告訴《法制日報》記者,申請過程可用“曲折前進”來形容。

　　“我和助手向15個政府部門發出了申請,包括財政部、衛生部、教育部、科技部等,還選了15個比較大的城市提出申請。差不多每個部門都給了我們非常客氣的回復,這個比例約占90%。”這名人士說,“這充分說明,政府部門在積極回應群眾的要求。”

　　但“反復申請”也是家常便飯。“拒絕我們的理由有很多,如果第一次用了一個理由,第二次就會找別的理由。我們最多的一次是向一個部門發了9次申請。”這名人士說。

　　“從政府信息公開的實施效果來看,出現了這樣一個現象,政府部門愿意公開的信息,絕大部分不是公眾希望得到的信息；公眾希望得到、了解到的信息,政府部門沒有完全公開,也未必愿意公開。比如政府部門公開的信息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法律法規、規章制度以及一些計劃、規劃等。但是,群眾可能對這些信息不感興趣。對于一些群眾感興趣的信息,比如說關系到政府部門人事、福利待遇、資源配置以及一些政府部門掌握的歷史信息,卻沒有完全公開。”馬懷德說。

　　“《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實施到今天為止已經3年了,在實踐過程中應該說還是取得了一定的進步,但是在《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實行過程中也暴露出了很多問題,很多行政機關不愿意公開、不想公開、甚至不建議公開的情況還是比較多。這樣,在實施《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過程當中開始出現阻礙。”王敬波說。

　　政府信息公開被公認為是法治政府建設的最基本要求,對于此次“規定”在促進政府信息公開方面的積極意義,有關專家也是給予了高度好評。

　　“我認為,此次‘規定’的出臺,首先對行政機關的觀念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變,因為原來沒有司法監督,很多行政機關即使不公開,也不用說擔心將來被起訴,沒有后續的監督壓力。其次,行政機關要正視一個事實,就是從最高人民法院的角度來說,表明了非常堅決的支持執行《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態度,也應該說契合了社會公眾對于信息公開的需求。對于行政機關來說,在行動上需要進一步貫徹和落實《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不能動輒就以涉及第三人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等很牽強的理由,或者隨意用一些理由來搪塞群眾的申請。如果行政機關再拿這些理由拒絕或減少公開的范圍,可能就必須要承擔一個說明理由的責任。”王敬波說。

　　王敬波分析說,“規定”實施后,行政機關在說明不公開的理由時,更多的是要說服法院。而如果要說服法院,就必須保證不公開的理由有依據、有法律事實依據,必須要經得起法院的推敲,不能再是行政機關的自說自話。以前,行政機關拒絕公開的理由里,有不少是屬于自說自話的范圍。所以,“規定”的出臺,使行政機關在選擇不公開時會更加慎重。(法治日報記者杜曉 實習生嚴寒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