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者：

　　儲朝暉 中央教科所研究員

　　廉 思 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員

　　知識改變命運，這句話越來越成為農村學子的奢望。教育學者楊東平主持的“我國高等教育公平問題研究”表明，中國重點大學農村學生比例自上世紀90年代起不斷滑落。北大農村學生所占比例從三成落至一成，清華2010級農村生源僅占17%。

　　是什么阻礙了寒門學子的上升之路？難道出身竟決定一個人的命運？

　　目前的高考內容設計可能導致的結果就是“出身決定命運”。考試中含有明顯的文化偏向，從而有利于一些群體而不利于另一些群體，其結果是“強者越強、弱者越弱”，降低了高考這一社會資源分配制度的公平性

　　記者：教育，是公平的起點。教育，就是要讓人們看到希望。寒門學子離名校越來越遠，是否凸顯出身決定命運？

　　儲朝暉：近些年教育發展的一個基本事實是：邊遠農村或貧困家庭的孩子進大學的機會越來越多，進好大學卻越來越難。這一結果是逐級累積造成的，經過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的多級分化，相同智力的學生，一直在優劣不同的學校中學習，在高考時差上數百分是完全可能的。這說明教育公平問題遠比一些人想象的要復雜得多，是一個涵蓋全過程、全方位的概念，要實現教育公平這一目標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

　　廉思：高考本來是一種標準化考試，考量的是學生通過“后天”努力所掌握的知識與邏輯思維能力，而應盡量排除“先天”因素的影響。以“現代性”為核心的高考內容改革，實際上損害了高考的公平性。現階段中國存在巨大的城鄉差別，農村學生受教育的條件遠不如城市學生，中小城市與中心城市之間的教育差距也很大，在過去偏重考查知識面和記憶力的情形下，刻苦攻讀、記誦不輟就能在高考中取得高分。但是當高考日益側重于“能力”的時候，勤奮刻苦所能起到的作用下降了，考生的家庭背景、教育環境等因素所起的作用則大大上升。高考內容的改革，并沒有恰當地考慮中國教育發展不平衡的實際情況，影響了農村及中小城市學生的利益。考試中含有明顯的文化偏向，從而有利于一些群體而不利于另一些群體，其結果是“強者越強、弱者越弱”，降低了高考這一社會資源分配制度的公平性。

　　各級學校、各個教學環節未能將教育公平的保障作為一個重要因子設計進去，而僅僅將考試分數作為惟一的因子，這樣偏差就不可避免

　　記者：“知識改變命運”，這句話可以有另一種解讀：惟有進入重點大學才有可能改變命運，而農村學生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與專科院校。當重點大學之門正一點點向寒門學子關閉，我們會產生疑問，我們的教育制度設計有了怎樣的偏差？我們又該如何為每個個體的發展營造平等的空間？

　　儲朝暉：“知識改變命運”可以體現在不同時候，一是在運用的時候;二是在選拔的時候。前一種情況貫穿人生的始終，正因為此，我認為無論貧富及其他條件如何，每個人都要終生不斷地學習。至于后一種情況，我不能認同“惟有進入重點大學才有可能改變命運”的說法，因為歷史上不少人進了重點大學也未能改變命運;不少人未進重點大學倒成為發展不錯的人才，但不能因此就否認現有的教育體系在保障公平方面依然存在較大的問題。這個問題體現在各級學校、各個教學環節未能將教育公平的保障作為一個重要因子設計進去，而僅僅將考試分數作為惟一的因子，于是一些人可以花錢上各種班來提高分數，另一些人沒錢上各種班，分數可能相對少些，但這兩個人的智力也許并無差別，這樣偏差就不可避免。

　　嚴格地說，為每個個體的發展營造平等的空間就是要依據每個個體成長發展的需要去設計教學，進行評價，進行管理，因而需要一套多元的評價體系，改變現有的僅僅依賴于一考定終身的單一評價體系。但是，在現有社會信任體系不健全的情況下，又有人擔心這樣做會導致整個社會更加不公平。因此這是一對矛盾，建議在全社會對此進行公開討論的基礎上確定改進的方向和步驟。

　　廉思：通過高等教育來實現社會流動，不僅是具有相當獨特性的“中國模式”的一部分，也是一項出色的制度安排。自1999年以來，高等教育的擴招為數百萬原本沒有機會上大學的學生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更好地滿足了人民群眾接受高等教育的熱切愿望。從絕對數量上講，擴招使更多的工農子弟得以接受高等教育，這當然是有利于社會公平的。但是，量變必然引起質變，對任何已經大眾化甚至普及了的教育而言，競爭都將圍繞著教育的類型和質量出現，在越高的層次上，不平等越顯著。

　　對不同階層的子弟而言，大學的門檻并非是“同一條起跑線”。他們所擁有的不同的資本，必然深刻影響未來的大學生活，也將改變未來的社會生態

　　記者：學校的學生群體應是多元豐富的。當學校生態趨于單一，或者說更關注所謂的優質學生時，這個教育生態會發生某種失衡。現在，有這種情況嗎？我們意識到了嗎？

　　儲朝暉：無論小學、中學還是大學，生源的多樣性必然帶來教學資源的豐富性。我曾經向某個重點大學招生負責人建議：從統計上看，每千人中智力較高的人數比例是相當的，某一個區域內的前幾名肯定都是優秀人才，與其在北京招收600分的考生，還不如在邊遠地區招收在當地名列前茅的考生。他的回答是：這樣進校后由于考分差別大將無法上課。這里又涉及到我們的大學教學如何進行的問題，從保證高質量角度看，大學不宜上大課，應盡可能進行個性化教學。但現今我們大多數大學采取的依然是“一堂課”教所有學生的方法，這種方法不僅會降低質量，也會產生新的公平問題。對那些對這種大課不感興趣的學生是不公平的，也就是教育生態失衡，但這種失衡事實上在小學階段就出現了，也會帶到高考和大學后的教育，長期積累對學生的傷害是巨大的，目前關注這方面的人還太少。

　　廉思：不同階層的家庭對子女的經濟支持和精力投入差別很大，精英階層對子女學習習慣的培養、學習計劃的統籌安排以及對子女人格潛移默化的影響，都或顯或隱地實現了精英階層的代際生產。如果一個家庭在經濟上有優勢，那么這種資本往往可以在教育過程中轉化為優勢，這種疊加效應在當前的自主招生考試中得到了充分體現。當然，這也必然會延伸到大學校園內部，對不同階層的子弟而言，大學的門檻并非是“同一條起跑線”，他們所擁有的不同的資本，必然深刻影響未來的大學生活，也將改變未來的社會生態。當最終的結果呈現為只有富裕家庭的子女可以上名牌大學，而大多數寒門學子無法依靠知識改變命運的時候，我們又該用什么來保證他們所代表的兩個階層能夠和睦相處？

高等教育制度，應該對不公平的社會格局進行制衡和糾正，而不是順從和復制;精英大學應該保守社會的德性、反制權力與資本的滲透、公平地從社會各個階層中選拔培養新的精英

　　記者：黃全愈《高考在美國》的書中介紹，哈佛大學曾錄取過一個叫Liz Murray的紐約流浪女。幾年前，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錄取了一名48歲的流浪漢、退役軍人迪威特。畢業時，他代表全體畢業生上臺致辭，而我們的名校常常以招錄各地狀元為榮。我們該怎樣變革，來營造一個健康的生態環境？

　　儲朝暉：公平作為一種理念，應當體現在全過程和多方位。從社會角度看，貧富差距過大和權力層級過多是導致教育不公平問題加劇的基礎，必須在這方面不斷改進;同時，我們現在的教學、評價等各方面都有謀求教育公平的較大空間。短期內改變鄉村考生不公平狀況，可以將教學條件的不均等性作為一個因子，比如依據教學條件的差異狀況，以1萬考生作為一個單位考區，在單位考區內依據考生成績分為若干等次，招生學校對不同分數但等次相同的考生錄取時同等對待。這一措施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生源和師資的均衡分布，操作得當則有利于整體教育均衡發展。

　　廉思：在西方發達國家，大學入學制度盡管設計非常繁復，也特別強調大學的自主權與考生的選擇權，但在促進社會流動方面表現不佳，而且近年來入學公平性的問題還有惡化趨勢。不過，我們也必須注意到，發達國家早已開始實施一系列的救濟政策，試圖對弱勢階層有所補償。

　　對農家子弟而言，高考是進入城市的重要渠道;對平民百姓，它意味著“干部”身份的獲得;對于弱勢階層而言，高考是向上流動的機會。高考中任何不公平事件的出現，都會給民眾帶來強烈的被剝奪感。我們一方面應確認中國高考制度的特點及對中國政治與社會的重要意義。同時也要提出，高等教育制度，應該對不公平的社會格局進行制衡和糾正，而不是順從和復制;精英大學應該保守社會的德性、反制權力與資本的滲透、公平地從社會各個階層中選拔培養新的精英。（記者 靳曉燕 通訊員 汪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