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鹽生在聽證會上

崔鹽生

　　近日，四川成都一位64歲的退休工人胡麗天不經意間成了網絡紅人，原因是她從2003年開始，報名參加了大小各類聽證會23場，并且大多對“漲價”持贊成意見，因而被網友們戲稱為最牛“聽證專業戶”。

　　大家可能不知道，在杭州，有比胡大媽更牛的“聽證專業戶”，即人稱“犀利爺”的崔鹽生，不僅已參加過省市兩級共32次聽證會，還喜歡在會上“放炮”;而參加過20多次聽證會的老黨員朱強榮，則聲明自己絕對不是去“打醬油”的。

人物

“犀利爺”崔鹽生：7次漲價聽證會6次投反對票

　　今年74歲的老崔，從2000年參加第一次聽證會后，一發不可收拾，截至去年年底，已經參加過32次。

　　從百度圖片里搜一下“崔鹽生”，立刻會跳出很多富有個性的照片，都是媒體在各類聽證會上捕捉到的。老崔發言喜歡配合手勢，看上去非常“有范”。

　　對“聽證專業戶”這一稱號，老崔毫不介意，反而挺高興，“這是我的榮幸。作為普通市民，責任感驅使我絕對不是去走過場的。”

　　不管是什么聽證會，他都不打“無準備之戰”，從報名開始，就認真做功課，查資料、做調查、研究數據、寫發言稿，連著裝、發言，都要先模擬幾遍。他還喜歡在會場給記者及與會代表發名片。

　　在“杭州主城區新增出租車運力”聽證會上，記者曾跟他有一面之緣。當時他的發言思路清晰，嗓門也特別大。再加上滿頭豎起的銀發，人送外號“犀利爺”。

　　老崔第一次參加聽證會是在2000年。主題是《杭州市公園管理條例(草案)》。那次聽證后，政府采納了包括他在內的部分聽證代表要求降低和取消部分公園門票價格的意見，這讓他很有成就感。10年來，老崔參加了7次漲價聽證會，包括電費、天然氣費、有線電視費等，有6次他是持反對意見的，一次贊成是關于出租車運價調整。

　　那么，他為什么每次都能被選上?“大概因為我每次報名都很早，而且交上去的發言提綱也都言之有物。”

釋疑

老崔和老朱

為何會成“聽證專業戶”

　　據了解，杭州最早關于聽證的規定，是于1996年12月2日發布的《杭州市行政處罰聽證程序實施規定》。2000年8月26日，杭州市舉行了首次立法聽證會“杭州市公園管理條例(草案)立法聽證會”。

　　2001年5月21日，杭州又發布《杭州市實施立法聽證會制度的規定》。其中提到，公民、有關單位和組織可以向市政府法制工作機構提出參加立法聽證會的申請。

　　該規定還提到，報名者發言的內容、報名先后順序，都是確定聽證會參會人名單的依據。此外，市政府法制工作機構在確定最后人選的時候，還要遵循不同意見的發言者大致對等的原則。

　　必要時，市政府法制工作機構還可以指定與立法事項有利害關系的單位、個人作為聽證會參加人。

　　照此分析，老崔和老朱之所以會成為“聽證專業戶”，很可能就是因為報名早。

專家說法

浙江省委黨校政治學教研部主任 董明

　　有些聽證會走過場，“板子”不應打在參與公民身上

　　“我并沒有驚訝，因為按照中國聽證會制度的發展，聽證會專業戶的出現是遲早的事。”浙江省委黨校政治學教研部主任董明昨天對記者直言。

　　“中國引進西方聽證會制度的行為本身沒有錯，聽證會的本質是拉近當政者與民眾距離的途徑之一，目的是讓人民發聲。”董明分析，聽證會之所以在中國達不到設想的效果，“板子”不應打在這些聽證專業戶身上，是因為在運作過程中缺乏好的程序設計：比如開聽證會前沒有好好地動員民意;選代表時有沒有考慮其真正代表性;更沒有嚴格的評估機構，對聽證效果進行鑒定……所有的因素共同導致聽證會徒留形式，虛有其表。

　　其實，就算聽證會代表確實表達了民眾的意愿，由于行政程序中的聽證沒有拘束力，聽了也白聽;立法程序中的聽證由于透明度不夠，聽證代表很難充分恰當地表述意見，另外缺少民主機制，也使得聽證結果對立法機關的成員形不成事實上的約束。

　　不過，相比之下，董明認為，杭州的聽證會制度從全國來看是相對超前的。

　　“一般規律下，越是發達的地區，權力對民意的謙卑越是明顯，杭州作為旅游和經濟在全國相對發達的城市，在聽證會制度上是超前的，但是局限于整個中國的大環境，并沒有本質上的突破性作為。而且這種超前只是相對來說而已。”

　　不過，董明堅信，聽證會制度不可能死亡，必定有替代性的更好的系統出現，“中國的聽證之路很不好走，需輿論、政府、民眾等多方努力，其中，尊重民意是前提，制度設計是關鍵，人民參與是重點”。